1988年，尹卫东当选河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当年23岁的他是56位“人才”中最年轻的一位。19岁，发现“以人胚肺二倍体细胞分离一株甲型肝炎病毒”；22岁，完成“甲型肝炎酶联免疫诊断试剂”的研制。尹卫东搞科研的大路似乎明亮而平坦。
尹卫东却并不甘心。为了让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从
论文转为疫苗，真正使得病的人越来越少，尹卫东勇敢地迈出了由体制内到体制外，由医生到企业家的重要跨越。
潘、陈二人引我进中关村
若不是潘爱华、陈章良的出现，现在的尹卫东，可能是“尹研究员”、“尹教授”，却不一定是在中关村乃至全国享有盛名的北京科兴公司的“尹总”。
在位于北大生物城的北京科兴办公楼，二楼一侧走道的墙壁上，依次排开挂着10多幅风景照，细看上面的印章——“陈氏摄影”。这组名为“生物学家看世界”的摄影作品，就出自陈章良之手。可以看出，在同为摄影发烧友的尹卫东心里，潘爱华与陈章良的知遇之恩犹为深厚。
“当时，从实验室跳到中关村，也做了很大的思想斗争。”回忆起自己的发展历程，尹卫东这样说。
由于成功地分离出
甲肝病毒TZ84株（沿用至今），当年的尹卫东在河北卫生领域已经小有名气。1985年，河北省科委拨款8万元支持其将科研成果转化成诊断
制剂，这在当年对他来说可以算是天文数字。
1987年，尹卫东主持研制的“甲型肝炎酶联免疫诊断试剂”获得成功，与国际标准试剂的符合率达到95％以上，批量生产售价不到2块钱。他又一次获得各种荣誉，还被提拔为病毒科主任。
论文、晋升、光环和荣誉……尹卫东也想过，就这样一直在自己的地方“当鸡头”，不去北京当“凤尾”。
可是，1988年上海的甲肝大爆发，改变了尹卫东的想法。当时，31万人患上甲肝，死亡47人。到90年代中期，跨国公司的甲型肝炎灭活疫苗进入中国，他们在北京等大城市推广时，一手拿着
进口疫苗，一手拿着国产疫苗，几乎所有家长都选择进口的。因为当时国内只能生产甲肝减毒活疫苗。可一剂进口的甲肝灭活疫苗要四五百块钱，相当于一个家庭几个月的收入。
专注甲
肝病毒研究的尹卫东被刺痛了。“仅仅有了荣誉，有了办公室里的论文和研究有什么用？甲肝发病还在继续！我一定要做一种便宜的，中国孩子用得起的高品质疫苗。”1999年，甲肝灭活疫苗获得新药证书，可是为了将疫苗产业化，尹卫东已经在国内外奔波了好几年。
恰在此时，得知唐山有此技术的潘爱华、陈章良找到了尹卫东，力邀其到北大生物园一展身手。下定决心的尹卫东由此结缘中关村。
2001年，尹卫东带着他的团队来到了北京，北京科兴由此诞生，而中国第一支甲型肝炎灭活疫苗也终于在2002年顺理成章地投放市场。北京科兴，也同当年的尹卫东一样，因甲肝疫苗而名扬全国。
“如果不是潘、陈，我怎么会想到来北京，怎么知道中关村；如果不是来了北京，来到中关村，来到北大生物城，哪里来的融资机会，哪谈批量生产和销售啊。”尹卫东这样描述自己事业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中关村支持企业干实事
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再次把北京科兴和尹卫东推上了风口浪尖。虽然面对非典，我们“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但是，百年未遇的
疫情确实让大家感到了害怕。
“怎么办？”听说老百姓们已经开始抢购
中药，深谙疾病防控的尹卫东知道这种方法实在行不通。
首先，中药只是心理安慰，不会对预防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其次，如果十几亿人都抢购中药，那么，没有任何一种药是够量的，必将引起更大的恐慌。焦急的尹卫东立刻写信，通过中关村管委会向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刘淇表示“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疫情还得靠疫苗”。
按照尹卫东的思路，一方面要加紧疫苗研发，另一方面，要向公众高调宣布此事，给大家信心和希望。
此时，面对真想做事的尹卫东，中关村管委会给予了大力支持。
尹卫东给市政府的信发出后，中关村管委会非常重视。时任管委会主任的戴卫拨给北京科兴100万元当做“路费”，使他得以开始找实验用的猴子、找P3实验室。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范伯元用一整天的时间，亲自陪尹卫东在北京找合适的P3实验室。时任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的刘谦、副院长何维一路绿灯地支持尹卫东这种“站出来”的勇气和决心。在北京科兴的办公室内，刘谦与尹卫东半小时便谈妥SARS疫苗的研发部署，并同意由北京科兴牵头研发。
虽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完成SARSⅠ期
临床的单位，但在尹卫东嘴里，当时的北京科兴却是个“小破公司”，因为“融资的1亿元全都盖了厂房”。可就是这样规模的公司，却足以让“中国向世界宣称，我们防治非典取得成功！”
那是非典末期的一天，尹卫东去一个发廊理发，当天的青年报刊登了非典疫苗研制成功的新闻。一位理发员高兴地对周围人说，“这下可好了，有疫苗了，不用再害怕了，咱们的生意也该好了”。那一刻，尹卫东深深地为自己的工作感到欣慰——可以安抚民心，可以让百姓放松心情，这就是疫苗工作者的贡献。
回忆起那次战役，尹卫东说，可能是潘、陈身上那种忧国忧民的精神感染了自己，也正是因为身在北大生物城，身在中关村，这事儿可以做成，“这就是相互给予信心”。
在中关村能摸到国际脉搏
“我们战胜了SARS，也一定能战胜
禽流感。”——这是研制禽流感疫苗期间，北京科兴内部挂着的一条横幅。
作为最早开始研制人用禽流感疫苗的公司，北京科兴在2004年初就敏锐地嗅到流感的危害。当时，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会议上，大家讨论的，除了SARS，更多的还有可能由禽流感引起的流感大流行。
站在“中关村这样的前沿，能够摸到国际的脉搏”，于是尹卫东在北京科兴提出“两手抓”的打法。一手继续做甲肝等传统疫苗，一手专门干世界上没人做过的事。一手做仿制，一手做创新。
当时，禽流感（H5N1）刚刚开始在全球传播，中国江西、安徽等地亦出现禽间的禽流感，但并未出现人感染禽流感的案例。因此，一些科研实力、研发条件比北京科兴雄厚的机构认为，本国没有病例，不必研究人用禽流感疫苗。
北京科兴抓住了这个机会。2004年3月初，北京科兴联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始人用禽流感疫苗的研发，获得科技部700万元的经费支持。2005年10月，疫苗进入临床实验。
2005年底，卫生部首次确认，中国出现两例人感染H5N1患者。
此事牵动全国上下。为疫情忧心忡忡的温家宝总理专程来到北京科兴，穿上工作服进入实验室和车间。听了工作人员的介绍，看到疫苗的进展后，总理的心踏实了许多。他还在当天的办公会上说：“我今天在科兴公司学了一个新名词，叫‘佐剂’。我们政府要做佐剂，不要做干扰素。”
能用自己的科研成果让总理放心，尹卫东心里颇感欣慰。他还开玩笑地说，“疫苗的事交给我就行了，总理放心，这是总经理的事儿；总理管那些国家大事儿。这就是总理和总经理的分工！”
“干真事”就是中关村精神
做SARS疫苗，抚慰了民众；做禽流感疫苗，是有备无患；接下来，甲流疫苗的研发进行得更加顺畅。“如果你是北京人，那么你接种的免费甲流疫苗，一定是我们北京科兴的。”一位科兴员工兴奋地对记者说，可以感受出他心中深深的自豪。
2009年4月13日，墨西哥发现首例人感染甲型H1N1病例。十多天后，美国CDC确认在
美发现20起人感染甲型H1N1流感病例。疫情迅速在全球蔓延。H5N1在动物间是100％感染，100％死亡，对人感染率低，但病死率高。H1N1引发的是流感大流行，病死率低，但传染性强，而且病毒存在很大的变异可能，乃至引发第二轮传染高潮。
H1N1也是尹卫东面临的一场战役。它考验的是北京科兴对于一种新发传染病疫苗的全产业链运作能力。这也是新疫苗能否成功商业化运作的基本前提。
从6月8日获得由世卫组织提供的疫苗生产用毒株，到9月2日甲型H1N1流感疫苗正式获得生产批准，短短87天的时间，北京科兴证明了自己能行。
作为世界第一支甲流疫苗的研发公司，北京科兴再次震惊了世界！CNN记者采访尹卫东时提出：是不是因为北京承办了奥运会，所以人人都有争第一的精神？
“争第一？不！那些都是虚的。我只是在想，美国只有3亿人口，而疫苗生产能力是6亿；我国有13亿人口，而我们的疫苗生产能力是1亿。所以我们比他们更加紧迫。”尹卫东私下对记者说。
“全世界那么多国家同时在做的事情，为什么只有中关村的企业做成了？那是因为中关村支持企业创新，管委会给了大家最大的自由。对创新的真正理解，中关村是最准确的，也是做的最好的。大家都想当比尔·盖茨，这就是一种精神。”
尹卫东是个胆大的人。别人不敢做的事，他敢做；最初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的专家们都预测甲流疫苗需要打两针才有效，他敢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第一个站出来说“打一针就管用”，并且最终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可。
“支撑胆大，靠的是科技力量。在中关村这个地方，开门就是神仙。”尹卫东讲起2003年10月发生的一件事，那时，公司缺少一名做SARS疫苗DNA的研究人员，发出招聘启事后，10月3日马上就有一名博士前来面试，面试完的当天就开始上手做了。“那是在十一休假期啊，而且这位博士的专业水平确实非常高，一周就有了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至今，那次应急招聘来的高虹博士，仍然在北京科兴做
学术培训工作。中关村的高级人才储备，也使北京科兴在科技力量上“腰板倍儿硬”。
作为上世纪80年代连续几届的河北省“老青联委员”，尹卫东深感组织和交流的重要性。“大家在一起互相学习和沟通，这种形式非常好。至今我对青联还有深深的感情。”同样，如今的尹卫东，已经在中关村找到了这种归属感，“中关村是宝地，是高地，区域的活力和动力就在此。我感觉，北京科兴已经深深融入中关村的区域发展。”
作者：
201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