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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是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机构，对中国科技事业贡献巨大。中国科学院的发展史，是中国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史的重要篇章。
作为当代中国许多重大科学事件的亲历者，不久前薛攀皋接受了《中国科学报》记者的采访。从薛攀皋的讲述中，不难发现他经历的中科院40年，是不平静的40年，其中很多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总结借鉴。
新中国的新课题
1951年6月，薛攀皋从原福州大学生物学系毕业，正准备报考北京协和医学院时，出乎意料地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院部科研管理部门工作。
他步入中科院的大门时，中科院建院仅一年多的时间。从小立志学医的薛攀皋，此时才知道科学研究事业还有一项组织管理工作。这工作包含哪些内容？该怎么做？开始的时候，许多事情薛攀皋并不明白：“作为一个初出大学校门的青年，我进中国科学院时，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不知所措。”
然而，在中科院建院之初，没有管理经验不只是薛攀皋的个人困境，“宏观的科研组织管理工作，在新中国也是一个新的课题”。
由于宏观科研管理方面缺乏经验，早期中科院在科研管理机构的设置上频繁变动。直到1956年才形成相对稳定的，由计划局、各个学部，以及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等各个方面相互配合的体系。
建院之初，由于缺乏科研管理干部，只得从科研或教育第一线抽调一批优秀科学家，到院部从事科研管理工作，如早期的钱三强、曹日昌、丁瓒、汪志华、何成钧、简焯坡等，以及学术秘书处时期的贝时璋、过兴先等。“他们都是我的上级，也是我从事科研管理工作的启蒙者,更称得上是中国科研管理的拓荒者。”正是这些科学家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不喜欢行政工作的薛攀皋，逐渐安下心来工作和学习。
在奠基创业的早期阶段，中科院非常重视政策教育。“除了经常发给我们学习材料，还给我们机会听一些重要报告。”
从这种学习和老科学家的指导中，薛攀皋很快意识到，在管理工作中，有两个关键的政策难题：知识分子问题和理论联系实际问题。此后，在40年的工作中，薛攀皋对其“难”有着越来越多的亲身体验。
在理论与实际之间
理论联系实际，本是哲学认识论范畴的命题，多年来，我们把它当成科学发展的指导思想，“但到底什么是‘实际’，却是一个难以说清的问题。”薛攀皋说。
早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自然科学界就经历过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的波折。当年，延安自然科学院进行了一场自然科学教育方针的大辩论，有人认为按学科设置专业是学院式的，是理论脱离实际。该院原有生物、物理、化学、地质矿产四个系，在大辩论后，生物系改成农业系，物理系改成机械工程系，化学系改成化学工程系，地质矿产系因师资缺乏并入化学工程系。
薛攀皋第一次亲身感受到这个问题之难，是在1951年。
1951年1月，《科学通报》发表了郭沫若的文章——《光荣属于科学研究者》。这位当时的中科院院长写道：“科学研究自然是应该和实际配合的，但有的研究和实用的历程很短，研究成果立即可以见诸实用，有的却有相当长远的历程，一时是看不出成效来的。对于科学研究，无论内外行，怀着急躁的心情期待，是不妥当的。眼光看得远一点，算计要打得长一点。科学家们要自己把自己的生命放进科学研究里去，国家的科学行政也应该把比较长远的算计放进科学里去。”
“读了这篇文章，我才第一次知道，高层领导同志对理论与实际的关系认识上也有分歧。”薛攀皋说。
1952年，中科院副院长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人员学习会上发表了让薛攀皋印象深刻的讲话，又一次深入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陈伯达提醒人们说：要反对把理论联系实际这个问题作片面了解。有些自然科学的理论工作与今天的生产实践不发生直接的联系，只有间接联系，要不要它们呢？
“陈伯达当年的讲话不是代表他一个人的，”薛攀皋回忆说，“在他讲话开始时，就首先说明这个讲话事先请示了郭院长，同几位副院长商量过，许多情况和观点是与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几位党员讨论时提供的。因此，可以说它是当时中国科学院工作经验的总结，集体智慧的结晶。”
后来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每次运动，基础研究都会因被等同为脱离实际而遭到一轮批判。从科研组织管理的角度说，如何正确处理科研工作中理论与实际关系，远期与近期的关系，成为难度很大却又影响我国科学发展的关键问题。”薛攀皋说。
谁来领导科学研究工作
从1951年9月到“文革”前夕，薛攀皋先后在调查研究室、计划局、学术秘书处、生物学部，任见习科员、科员、办公室副主任。此外，1956年底至1958年，他还兼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生物学组秘书。国家科委生物学组成立后，他又兼任该组常务秘书直到1966年。
如今科学界公认“文革”之前的十年，是中国科学院兴旺发达的十年。“对尖端科学和国防军工的研究可能如此，至于生物学普遍认为只有1953年至1957年、1961年到1965年，是两个可以安心连续搞科研的时期。”薛攀皋说。
这段时间，薛攀皋主要在生物学部工作，亲身经历了“谁来领导科学”的争议。
1952年底张稼夫到中科院担任党组书记、副院长，不久后，他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成员访问苏联，了解苏联组织领导科研工作的经验。
访苏代表团回国后，张稼夫亲自主持起草《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于1953年11月29日上报中央。1954年3月8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报告》。在中科院组织领导方面，《报告》针对“行政领导多，学术领导少”的情况，提出设立学术秘书处“成为院务会议学术领导的有力助手”，“院对各研究所分学部领导，学部只管学术领导，不管行政事务”。1954年开始筹建中科院学部，1955年正式成立。
“张稼夫改革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对科研组织管理科学化、民主化的探索。”薛攀皋说，然而学部成立后学术领导的道路并不平坦，“学部活动除头两三年外，几起几落，极不正常”。
其实，早在1957年的第二次学部委员大会上，对学部能不能、该不该进行学术领导，已经开始激烈争论。薛攀皋当时在生物学部工作，他亲身经历了学部委员间的观点分歧。
“生物学部的学部委员中，认为学部可以而且应该进行学术领导的代表人物有丁颖、戴松恩、汤佩松、盛彤笙等。其中，汤佩松、盛彤笙的意见最尖锐。他们两人不仅提出学部可以进行学术领导，而且提到学术领导中心就在‘这里’——指正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学部大会，而不是在文津街3号——当时中国科学院院部所在地。而流行病学微生物学家魏曦，以及几位临床医学家，则说学部领导不了。他们并不是从政治上考虑，而是考虑到学部委员人数太少，每个大学科只有一两名学部委员，怎么可能面对众多的同行进行学术领导。”
从中科院领导层面看，1956年后 “外行能够领导内行”、“党必须绝对领导科学”的思想成为代表性思想，并采取了一些组织措施。
“反右”运动中，因前述的尖锐发言，汤佩松受到了批判；而盛彤笙在甘肃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并被撤销了中科院西北分院筹委会副主任、兰州兽医研究室主任的职务。
“反右派”、“大跃进”期间学部完全处在党组、党委成员分工领导之下，学部常委会、学部各学科组基本上不活动了。有时由于政治和程序上的需要，才开会讨论通过一些交办的事。“那段时间，学部形同虚设。”薛攀皋说。按规定，学部委员全体会议每两年举行一次，但是从1960年4月第三次学部大会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再也没有召开过。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协调发展
对理论联系实际的认识，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薛攀皋在中科院的几十年间，目睹了把握这种协调的微妙与艰难。
1956年在“十二年科学规划”编制过程中，在编制规划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上，开始时提出“从任务出发”，受到一些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的质疑。然而，薛攀皋回忆说，反对的声音，在当时力量对比上颇为悬殊。之后，“从任务出发”演变为“任务带学科”。当时一些科学家仍有不同意见，并将情况反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后来总理在听取汇报时问：任务带不起来的学科怎么办？于是“十二年科学规划”在50项重点任务规划后，加上了一项“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同时进行数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和地理学八个学科的规划。
“十二年科学规划”编制完成后，中科院根据自己所处的地位，以及国家科学规划所赋予的任务，确定了自己的研究任务为三个方面：1.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技术；2.普遍性、综合性的重大研究任务；3.重大的科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当时简称为“尖端、重大、基本” 三大抓的办院方针。
不久，中科院卷入“大跃进”，工作中出现了许多失误，造成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的浪费，科研正常秩序被扰乱。薛攀皋回忆说，在“大跃进”、“批判资产阶级运动”中，基础研究被作为批判“理论脱离实际”的重点。
“值得称道的是，”薛攀皋说，“党组书记张劲夫敢于直面错误，公开检讨。”同时，党组一班人在深入研究所调查研究、听取科学家意见的基础上，组织写成《科学十四条》初稿，目的在于划清政策界限、纠正妨碍科学发展的做法。后来聂荣臻将初稿带到上海、杭州征求科学界意见，并嘱托国家科委参加修改、完稿，最后由国家科委党组和中科院党组共同署名，将文件上报中央。
1961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试行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十四条）中，对正确理解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对保持科学研究工作的相对稳定等当时面临的问题，作了具体的政策规定。
薛攀皋说，十四条先是在化学所、微生物所试行，然后扩大到其他研究所。这对稳定的研究工作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这段历史看，薛攀皋认为，中国科学院关于科研管理的政策方针，经历了一个从片面到比较全面的认识过程。
不平静的过渡时期
1967年初，造反派篡夺中科院领导权，学部被非法撤销，薛攀皋的职务也随之解除，并离开了科研组织管理岗位。再回到中科院重操旧业已经是11年后。“11年的时间白白流逝，我一事无成。”薛攀皋说。
薛攀皋回到中科院院部时，正值方毅主持中科院工作。“经历了‘文革’的重创，方毅在中科院的主要工作就是拨乱反正，其中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就是学部的重建与恢复活动。”薛攀皋说，“在副院长钱三强的领导下，进行学部委员增选工作也是我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 这是我国第一次经民主投票选举学部委员。
在这次学部大会上，选举出了由27人组成的中科院主席团，并由主席团推选出严济慈、李昌、吴仲华三名执行主席，以及卢嘉锡、钱三强等院长、副院长共六人。五个学部也各自选出新的领导机构——常务委员会和学部主任、副主任。
1981年1月，中科院党组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提出关于中国科学院的性质、任务和办院方针等问题。不久，中央在批语中指出：中国科学院是国家自然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明确规定“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的办院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1981年年末，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看过美籍华人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的一封信和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的一份讲话记录后，对正在执行中的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提出异议，认为：从我国的情况出发，科技界（包括中国科学院系统）应该把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到技术开发和产品研究上来，而不应在基础方面花很多的力量。
1983年7月，中国科学院向国务院提交拟召开第五次学部大会的报告。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认为报告中所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要由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派出的调查组进驻中国科学院调查后再作决定。8月23日，调查小组来到中科院，调查提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科院的办院方针问题。
对调查小组进驻中科院这段往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卢嘉锡传》有着比较详尽的描述。书中说，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卢嘉锡心情很不平静，但他认为下级接受上级调查是完全正常的。他要求院部各部门积极协助安排好调查工作，如实提供需要的材料。
调查组进行了三个月调查后，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关于中国科学院几个问题的调查报告。中央书记处讨论，同意调查组提出的中国科学院今后一个时期的方针任务：大力加强应用研究，积极参加发展工作，继续重视基础研究。
“这个方针任务与中央先前通过的办院方针，没有本质差别。”薛攀皋说。经过这次调查讨论，中央领导同志认为：你们和我们没有路线的不同，只是地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方针的解释，不要再争字眼，不要再争论下去了。这场风波，就此平息了下来。
“在中国科学院前后几任院长中，”薛攀皋说，“我同卢院长的接触相对多一些。他的科学家本色很浓，对许多问题是非分明，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顾大局，为人大度。”
卢嘉锡是中国科学院第三任院长，在学部大会结束后一周，召开院京区各单位处级以上干部会议时，卢嘉锡讲话的第一句是：我们这些人是受命于过渡之际，就是从行政领导为主向学术领导为主过渡。
然而，中国科学院学部在1980年第一次民主增选新的学部委员后，却因各种原因停止增选工作整整十年。
经过反复考虑，1990年5月7日，钱三强以“科技界一个老兵”的名义，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写了一封情意恳切的长信，委托在政协一起作知识分子政策问题调研的钱正英副主席转呈。这封信对学部委员正常增选起了重要作用。
不到一个月，事情有了进展。1990年6月2日，李鹏在中南海办公室约见了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和钱正英。在进一步听取情况汇报后，李鹏同意以中国科学院名义向国务院写增选学部委员的报告正式报批。从此，学部委员增选工作制度化，即两年增选一次得以实行，再未中断过。
求证历史，以鉴未来
从1978年4月到1991年，薛攀皋先后在中科院院部任一局三处处长，中科院学部办公室副主任，生物学部学术秘书和副主任，生物科学与技术局学术秘书。
“在退休返聘参加完1991年的学部委员增选工作，以及第六次学部大会后，我便离开了中科院院部。”薛攀皋说。
1992年起至1999年，薛攀皋应中科院政策所院史室樊洪业的约请，承担了一些院史编研工作。先后参与编写了《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发展史事要览》、《中国科学院编年史》等中科院院史图书若干卷册，以及若干与科学史相关的文章、书籍。
不久前，他又完成了“院史丛书”之《科苑前尘往事》一书的写作。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薛攀皋说，我写下这些文章也冒着一定的风险，曾经担心有人说：“你怎么老写负面的东西。”从1987年退出科研管理工作第一线后，薛攀皋自言对中国科学院后来的发展缺乏了解，他的反思主要针对中科院过往的历史，“我在中科院工作几十年，一个最重要的感受是，科研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科学的发展非常重要。”
他表示，由衷地希望中国科学院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条件下，面向国家战略要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加强原始科学创新，攀登世界科学高峰，为我国经济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不断作出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