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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关心生物质的发展，有人说我功成名就，什么都不缺了，为什么还要去操心。我说不，知识分子能够先知先觉，因此要作用于社会发展，这就是求真和责任。有这种冲动，也自然就会为此献身。”
■本报记者 郝俊
记者第一次见到石元春时，他刚刚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
在面对面采访他之前，记者以为这位耄耋老者在应对这场风波时多少会有些疲惫，但很意外，长达两三个小时的对话中，石院士始终平静从容。
2011年9月，举报“三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石元春学术造假事件引发各方关注。压力之下，石元春发表《事实与真相》一文对举报予以正面回应，并请求上级科教部门对其提供的事实和材料进行调查。
时隔数月，由科技部等5家单位组成的调查组对“举报”一事作出正式答复。调查报告指出：举报中所谓“石元春学术腐败第一贪”没有任何依据；网络炒作的“院士告院士学术腐败”的说法不成立，这是一次违背事实的炒作。
“我还是我”
回顾这场风波，石元春表情平静。
2011年8月，石元春在某网络论坛看到了这篇题为《中国学术腐败第一贪——揭露、控告原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三院院士”石元春的学术腐败》的实名举报文章。尽管这则网帖言辞激烈，但一开始他只觉得这是一场无聊的网络炒作，并未选择回应。
很快，网帖开始受到媒体关注。因实名举报人中，有同样年过八旬的中科院资深院士李季伦，此事被发酵为所谓“院士告院士”事件，引发社会各界持续议论。
被推至风口浪尖的石元春感到舆论压力如井喷般扩散开来。至此他才不得不打破沉默。
石元春随后在本报发表了8000字长文《事实与真相》，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我作为一个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培养成长起来的科学工作者，在农业科教战线上拼搏了半个多世纪，长期风餐露宿和在农村蹲点，至今一刻也未敢懈怠。现已耄耋之年，竟遭此不白之冤。我请求党组织和上级科教部门对我以上提供的事实和材料进行调查，还我以清白。”
文章见报那天，他带着一家老小兴致盎然地去颐和园赏桂。他相信“真金不怕火炼”，也因此更加坦然。
事情总算有了结论，对其中的波折，当事人不愿多谈。只是不少熟悉石元春的人常常关心他的身体，毕竟是80多岁的人了，他总是报之一笑：“我没事。”
“我还是我。”风波过后，石元春说自己的内心平静如初。
曲周往事
石元春是我国著名的土壤学家，他结缘土地的故事要从河北的一个小县城说起。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黄淮海平原因治水方针失误，土壤次生盐渍化大发展，盐碱地扩大了一倍。粮食产量大减，农民谈水色变，谈盐色变。
那时的石元春师从著名土壤学家李连捷先生，随着导师刚刚从待了4年的新疆盐碱滩上回来。他认为黄淮海平原的情况比新疆要复杂得多，必须把水盐运动规律摸清楚，才能对旱涝盐碱实行综合治理。
于是他给自己出了一个选题，只身一人，在北京大兴县芦城公社选了一片水盐运动观测场。
每月一次，他扛着取样工具和背包，从学校出发转乘好几趟公交车，再走上十几里路抵达取样点。回程时身上背着30多斤重的土壤标本。回校后他对采集的样本做室内化验，一做就是个把星期。就这样，一干就是3年，积累下大量宝贵资料。
在那个年代，石元春是土化系出了名的“白专道路典型”。“文革”的第二年，红卫兵抄家时拿走了全部资料。留给石元春的除了无奈，只有拿不走的“水盐运动科学思想”。
几年后，这些思想有了用武之地。1973年6月，接到上级指示，北京农业大学要在河北省曲周县的“老碱地”建一个盐碱地改良试验点，石元春是挑头人。
受命第二天一早，石元春就搭上了赶往邯郸的火车。
曲周县，是当年邯郸地区盐碱地最为集中的地方，其北部张庄村一带被称为“千年不治的老碱窝”。石元春的眼前，农民家徒四壁，麦子本该成熟的季节，农地里几乎荒芜一片，喝的水更是咸苦难咽。
这年秋天，石元春和他的同事们正式驻扎张庄村，开始盐碱地治理。
有之前的研究基础，他们很快就拿出了一整套初步治理方案，其核心是调控地下水位。可是，当地的老乡却迟迟不肯配合上工。他们说，改碱的来了一拨又一拨，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地里被挖得千疮百孔，最后什么也没解决。
“我们这个老碱窝要是能治好，还用得着你们从北京来吗？”老乡们并不相信眼前这些白面书生。凭他们的经验，这些人不过是挖挖地，待几个月就走人了，不想再折腾。
张庄村的党支书赵蛾是个直性子，他问石元春：“你们在这里到底能住多久？”
“改不好这块地，我就不走了。”石元春回答得干脆。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今晚我就召集支委会讨论。”赵蛾拍着石元春的肩膀当即允诺。第二天，村里的老乡就跟着专家们轰轰烈烈下地挖沟了。70岁高龄的李连捷，也跟着大家推起了土车。
第二年，麦种下地，原本寸土不生的地方，麦苗一棵棵长出来。周边的村民都跑来围观，连连说真是遇到了“高人”。曲周县志记载中，这块两千多年的盐碱地，愣是被这帮书生给治住了。
“这次立功的可不是我一人，而是一个实力很强的团队。花了不只3年，而是20年。”
此后几年间，石元春和同事们继续驻扎在曲周，完善各项农业工程措施，提出了“半湿润季风区水盐运动理论”和监测预报技术，把治理经验推广到更多地区。
黄淮海平原综合治理与农业发展的成功，带动了我国黄土高原、三江平原、南方红黄壤等低产地区的治理，促进了全国性中低产地区农业开发，为缓解我国粮食短缺、1995年粮食总产超过5亿吨作出了重要贡献。黄淮海科技攻关项目获得了1993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石元春是第一获奖人。
后来每每忆起曲周往事，石元春都心绪难平。
“家里孩子托邻居照顾，我和老伴一年中有8个月都在地里，住着漏风漏雨的房子。我们付出生活和健康的代价是为了什么呢？”石元春说，各种奖励纷至沓来，但那是后来的事情，当时并不知道前面有“可以摘到的果子”。
现在想来，石元春觉得，这一切行为的驱动力，无非是因为“那些穷得要命，又跟我们好得要命，见面就要拥抱的农民”。自己有这方面知识，就想要做点事情，回报给他们。
农大校长“五子登科”
担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是石元春人生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受任之初，他倍感压力，农业高等教育一线的管理工作，就像治理盐碱地一样充满困难和挑战。他想让遭受“文革”重挫、尚未恢复元气的农大，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
在他的构想中，农大要建成小型的高端研究型大学，并提出研究生和本科生比例要大幅提升至1:1。“有人说我是痴人说梦。”石元春也知道，这个比例极端超前。
最严峻的现实是，当时的北京农大出现师资队伍断层，除了60岁左右的老教师，就是30岁以下的年轻教师，中坚力量微乎其微，教学质量自然下滑。
在一次工作会议上，石元春语出惊人，说要在任职期间从海外引进100名博士。可是，当时学校的住房条件之差，在北京高校中也算得上“赫赫有名”，海归们望而却步。石元春一家四口，也是有8年时间挤在一间仓库房里。
眼看着许多优秀人才因为房子问题被兄弟院校“挖了墙脚”，石元春只能摇头，“房子就是人才啊”。
石元春找到学校总务处处长，让他准备一二十套房子，回国人才进校就能分配。这个事情在当时引起一场不小的震动，也引来了校内普通教师的不满。
“我跟着农大走南闯北，一大把年纪了还住在教室里。他们寸功未立，就能拿走一套房子。你太偏心了吧！”一些老教师的质疑声声入耳。
“我不是居委会主任啊，我是大学校长。再过十几年，我们就要靠这批年轻人了。”石元春耐心地解释，只有这些办法才能吸引到优秀人才。
于是，人才真的来了，一批批年轻博士开始担任科研项目负责人、开展教学工作，如今已成为农大的中流砥柱。
为吸引并留住人才，石元春提出要“五子登科”：房子、妻子（安排工作）、孩子（安排小学托儿所）、位子和票子全到位。为了便于年轻教师的成长，学校在评定职称中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农大评出28岁的教授，一时引起轰动。就这样，石元春做了2年副校长、8年校长。
“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去”
卸任校长一职时，石元春给自己定了个“六字方针，三不政策”。他说，“六字”无外乎功过、是非、恩怨，要把这些过往忘记；“三不”，就是以后对学校的事情，不闻、不问、不说。
“我要另起炉灶，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去了。”石元春是性情中人，每一次角色的转换他都能很快适应，不论遇到怎样的环境，他也都能泰然处之。
年过花甲，石元春开始潜心研究更为宏大的问题。
在2003年我国制订《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战略研究过程中，石元春担任农业组组长。其间，他偶然看到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1999年发布的总统令《发展生物基产品和生物能源》。
“像在一座封闭的房子里突然打开了一扇窗户。”石元春受到了强烈的启发。他说这是另一片与现代农业发展、国家能源转型、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向绿色文明过渡密切相关的广阔天地。
2011年，石元春著作《决胜生物质》面世。而在8年前第一次接触“生物质能源”这个新鲜事物时，72岁的他还完全是个门外汉。
“石老师，您都70多岁了，怎么开始‘不务正业’了呢？”有学生善意提醒石元春，还是别去“忧思”能源问题了，应该享受天伦之乐。
“我已经站在20年以后的道路上等着你们呐！要是你们什么都理解了，我还怎么当你们的老师？”石元春的玩笑中，亦有几分对未来的期许。
对于生物质，石元春说这就像恋人，理解得越深，就越是爱她。在痴迷背后，则是他对农业现代化问题的深邃思考。
在石元春看来，我国传统的农业现代化之路没有充分考虑农业自身的发展规律，使得农业附加值极低。他认为农业必须要形成自己独特的产业链，而生物基产品和生物质能源，正是通往此路的广阔大门。
走进这扇门，石元春将其视为自己科学生涯的最后一站。他说路途中充满艰难险阻，但是科学这个行当，从来就是要求真、要担责任，更要为此献身。
名片
石元春 1931年生，湖北武汉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著名土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49年考入清华大学农学院，后合并入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1956年该校土壤农业化学系研究生毕业。曾于1985年担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1987～1995年任校长。长期从事土壤地理、盐渍土发生和改良研究。近年关注生物质能源科技，著有《决胜生物质》一书。
“人剑合一 莫出其右”
——对话石元春
■本报记者 郝俊
年逾80的石元春说他最近迷上了天才钢琴家李云迪。
“你看他，多么的气度非凡啊。”石元春毫不掩藏对偶像的溢美之词。有段时间，他把李云迪弹奏的彩云追月下载保存到电脑上，每晚睡觉前都忍不住反复听上好几遍。他四处搜寻李云迪的资料和媒体采访，想要一窥偶像的精神世界。
李云迪说，钢琴已经与他的灵魂连为一体，石元春对此深感共鸣：“跟李云迪的钢琴一样，科学就是我的生命和全部。”
《中国科学报》：科学家和钢琴家，他们也有共通的精神气质吗？
石元春：他们的精神实质是一样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有共通的人生意境。在科学精神之内，是科学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它们已经化为我身体的一部分了。就像武艺高强的人，最高的境界就是“人剑合一”。这也应当是科学家的最高意境，莫出其右。
《中国科学报》：不论是在曲周治理盐碱地，还是推动生物质科技，您对自己认准的事情总是全情投入。作为一名科学家，或是大学校长，您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石元春：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说，不论他是钢琴家、戏剧家还是科学工作者，其实都是在不断求真中进步的人。在曲周治理盐碱地，理解水盐运动，应该说只是很小的事情，但它背后有普适的科学价值追求，那就是求真。
当然，进入任何一个行当，刚开始可能只是为了糊口。一旦深入进去，就会痴迷，就会有求真的欲望和冲动。
从事科学事业，自然会受到知识的影响、熏陶和约束，知道事物发展要遵循规律。随之而来，就希望用自己的知识去回报社会，这是不可逃避的责任。我后来关心生物质的发展，有人说我功成名就，什么都不缺了，为什么还要去操心。我说不，知识分子能够先知先觉，因此要作用于社会发展，这就是求真和责任。有这种冲动，也自然就会为此献身。
《中国科学报》：这种意境是否意味着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石元春：事实上，我对今天所呼吁和提倡的创新有不同看法。科学和技术本身就是创新，它是最终的结果和表现，并不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原始动力。这就好比是，你跟一个母亲说，你应当爱护孩子。可是，母爱是天生的，这种强调有些本末倒置。也就是说，没有创新就不是科学，因此没有必要把科学和创新分割开来。
还是那句话，科学的本质核心是塑造求真的冲动和责任感。科学工作者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应当追求“人剑合一”的境界。
另外，我们不能用一些泛化的概念和标签，去扼杀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中渗入大量经济和政治的因素，就会污染科学的纯洁和对真善美的追求。如果科学群体不再爱护、尊重知识，而是追逐物质利益，同样会对社会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