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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卢怀玉的办公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墙上6幅照片，从绿油油的棉苗到白花花的棉桃，每一幅都是棉花的一个生长阶段。“我和棉花长在同一条根上。”卢怀玉笑着说。正是这种源自血缘的亲近感，让刚出大学校门的卢怀玉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放弃出国深造和留京工作的机会，回到河北河间，回到国欣农研会。
20年后的一个周末，坐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业科学院东门的国欣科创办公室里，忆当初，卢怀玉眼神里依然充满憧憬：“回到农村是想着做些事情。国欣农研会10年的发展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同时也需要有新鲜的力量加入进去。”就这样，在1994年的夏天，卢怀玉带着年轻人的闯劲儿一头扎进了国欣农村技术服务总会，也就是国欣农研会。
不当“二传手”抢占“制高点”
国欣农研会的前身，是卢怀玉父亲卢国欣1984年联合11户棉农建立的河间县国欣棉花联合研究会，1994年时有会员4200户、资产300万元。卢怀玉前脚刚踏进农研会，考验就接踵而至。上世纪90年代初，棉铃虫害在黄淮海棉区大面积暴发，把棉农折磨得苦不堪言。“一到棉铃虫暴发期，几乎每天都要打农药，医院走廊里都是打药中毒的棉农。”卢怀玉说，为了解决棉铃虫防治难题，国欣农研会甚至到《农民日报》等媒体上有奖征集治虫方法。
当得知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成功选育出转基因抗虫棉后，卢怀玉先后14次进京，终于得偿所愿，重金引进了93-1、93-6和93-4这3个品系的抗虫棉种，这使国欣农研会成为国内最早推广转基因抗虫棉的种子销售机构之一。
“不要说不打药，少打一半药都行。”棉农出于对国欣农研会和棉花研究所的信任，1995年种植抗虫棉将近1万亩，其中3553亩93-4品系，在气候不利的条件下，亩产比当地常规棉平均高74.4%，减少农药施用50%~80%。在抗虫棉推广中，虽然遭遇了“抗虫棉官司”等波折，但农民对新品种的认可，让卢怀玉嗅到了商机——农研会是以提供优良种子和技术服务起家的，但仅满足于当“二传手”，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不可能有大的作为，农研会要二次创业，必须“将棉花良种繁育作为支柱产业，集中全力抢占科技制高点”。
棉花育种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行业，但对一个棉农自办的合作经济组织来讲，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谈何容易？眼光长远，有魄力，这是国欣农研会棉花所所长徐东永最佩服卢怀玉的地方。1995年，卢怀玉顶着“抗虫棉官司”的巨大压力，亲自带队去海南南繁，这也成为农研会自主科研的起点。
1996年，农研会投资150多万元建起1200平方米的科技楼，并完善了实验室、微机房等配套设施；2000年，成立棉花研究所，更新复壮国欣牌系列抗虫棉；同年，投资百万元组建北京国欣科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与国家863计划转基因抗虫棉项目专家郭三堆合作研发抗虫棉新品种；2002年，与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合作成立郑州国欣创世纪种子有限公司，从事转基因抗虫棉引进、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开发。此外，农研会还常年聘请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等十几位专家担任技术顾问。
通过建好“内脑”，借助“外脑”，开发“合作脑”，农研会科技创新能力快速提高。自2004年培育出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虫棉品种至今，农研会已有13个棉花品种通过国家和省级审定，并全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2007年，卢怀玉参与的“棉花化学控制栽培技术体系的建立与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如今，国欣农研会已成为我国首批育繁推一体化企业中最大的棉种企业。
取消农户繁种，全部农场自繁
推广抗虫棉，同时改变了农研会的繁种方式。
农研会最初的成员，基本上是来自河间县卢村棉花原种组的骨干户，然而在“抗虫棉官司”中，散户繁种无法控制种子质量的弊端已露端倪。卢怀玉建议农研会取消农户繁种，从株行圃、株系圃、原种生产到一级良种繁育，完全依靠农场自繁。
“全国没有先例，能成？”
“种子繁多了，卖不出怎么办？”
诸如此类的质疑，在农研会内不绝于耳。“农场繁种，土地、人员、田间管理的投入都要增加，但因为是一个利益主体，能做到质量怎么有保证怎么来。”卢怀玉举例说，棉花植株下部籽棉光照不好，上部籽棉成熟度差，自繁基地的做法是只选择中段适合做种子的籽棉，这就确保了棉种发芽率和纯度。
1996年，农研会在河北衡水和北京大兴、清河、高阳分别租地开发农场近万亩，拉开了自办农场繁种的序幕，此后繁种农场逐步拓展到天津、山东和新疆等地。如今，农研会的自办繁种农场面积达8万亩，每年向棉区输送自繁棉种300万公斤。
农场建起来，由谁去管理，怎么让管理者更关注繁种质量？经过多年摸索，农研会建起了一整套质量管理体系，所有繁种农场统一选派场长，统一规划，统一供种，统一管理，统一采摘。河间市龙华店村村民候汉勇是农研会第一批会员，先后在清河农场和新疆担任场长。他告诉记者，农场的土地，农研会统一去租；土地租费和职工工资，统一支付；各农场所用的品种，由会里研究决定；农场场长按天发工资，吃饭会里管。“每年按农场纯收入的5%提取我的奖金。当场长第一年，我得了6000元，以后都比这次多，最多时有十几万元。”候汉勇说。
随着抗虫棉繁种面积的扩大，农研会投资新建了良棉加工厂，初步实现了原种场、繁种场和种子加工厂三配套，并扩建种子加工车间、露天存放货台和种子仓库，更新添置轧花、加工设备和检验、检测仪器，新建了与国际接轨的棉花加工流水线。2003年，农研会通过ISO9000系列质量体系认证。
“每个环节都做好，种子质量才有保证。”为了满足棉农对于好种子的渴求，卢怀玉对于种子质量的追求近乎严苛。2007年，山东农场2万多亩“中棉23”在收棉时遭遇连阴雨，种子发芽率受到影响，虽已超过72%的国家标准，但没达到80%的企业标准。召回还是不召回，卢怀玉与创业元老们产生了严重分歧，最终卢怀玉拍板决定：“召回，不能让一个棉农受损失。”历时3个月，辗转5省市，奔波几千公里，农研会终于将65吨棉种全部召回。农研会因此损失了220多万元，却维护了品牌的信誉。
山东聊城东昌府区凤凰办事处棉花经销商刘绪森坦言：“棉种发芽、出苗不正常，是零售商最头痛的一关，自从改为专营国欣牌棉种，烦心的事情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顾客盈门。”
依托“农研会”组建“棉委会”
棉花是我国最晚放开走向市场的大宗农副产品之一，随着市场的放开，小农户面临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夹击，在品种与技术选择、市场信息获取与识别、质量控制与保障等方面处于劣势。“棉农的弱势地位若长期得不到化解，受损的就不仅是棉农，最终也会波及棉花全产业链。”卢怀玉认为，棉农合作组织为解决小农户与大产业的不协调提供了一种可能。
为了把农研会建设成更多棉农的“娘家”，2002年，国欣农研会在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以棉农为主体的全国性专业技术组织——中国农技协棉花种植专业委员会，卢怀玉任主任委员。经过10年发展，目前会员达到6万人，遍及全国12个棉花主产省。
每年，棉委会都投入几百万元对棉农进行技术培训：编印技术小册子，会员人手一份；制作双月刊《国欣桥》和植棉技术光盘，及时发给会员组长；在棉花备播和生长关键时期，组织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授课；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随时解答棉农生产中的疑问，传递虫情预警、市场预报等信息……
“服务跟着种子走，从种走到收”，棉委会延续了国欣农研会这一宗旨，并通过“服务站—特派员—会员组长—棉委会会员”完善了服务网络。2005年，农研会投资1000多万元建起了被称为“棉农之家”的培训大楼，在农闲时节对会员组长进行培训，不仅报销往返路费、培训免费、吃住免费，每天还发20元补助。几年来，已有数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棉委会会员接受培训，成为先进植棉技术的“二传手”。
提到棉委会，河北廊坊会员朱少堂对一件小事记忆犹新。2006年7月24日早上8点，卢怀玉带着专家驱车到村里讲课。从朱少堂家到棉田有2里路，雨后的乡间小路十分难走，棉田里更是泥泞不堪，卢怀玉和专家的皮鞋上、裤腿上都沾满了泥水，但他们一点也不在意，只顾着为棉农解答难题。“讲完时已近晌午，我留他们吃午饭，他们执意不肯。”朱少堂说。
为了及时给棉农提供信息，2006年，卢怀玉组织成立了中国棉花协会棉农合作分会。这一年，农研会投资98万元购买了5辆车，配齐了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投影仪等先进设备，聘请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棉花所的顶尖专家组成小分队，下乡帮棉农解决生产难题。每年从6月下旬到8月中旬，专家下乡小分队行程13万公里，为12个植棉区、10万多棉农进行技术辅导。
如今，国欣农研会已经从河间棉农的技术合作组织发展成为集棉花研究、推广、生产、加工、经营于一体的全国性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卢怀玉也从“新鲜力量”变成了掌舵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农村科普十大标兵、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代表，但到了棉花生产季节，他依然头戴草帽在棉田中间奔波：“棉农是最实在的，如果你的工作能给棉农中用，他们就会对你有认可。跟棉农共同成长，这种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是挣多少钱都无法与之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