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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献血误导市民爱心
前天，<卫生部首次公示31省区市无偿献血情况，北京居第22位。目前北京血液中心存血总量仅逾1500袋O型血严重短缺。
据了解，北京这个第22位很大程度上是靠大学生和外地来京打工者维持的。春节期间，由于以上人员离京，遇到临床血液需求量大时，还需从外地调血支援。
这个结果令人深思。笔者以为，计划献血指标容易误导北京市民，制限了他们的诚意和爱心。
为完成计划献血指标，不少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都对本单位“无偿献血”人员给予一定的奖励与补偿。有的补偿金额高达一二千元，同时还安排一至二周的休息。
其补偿标准已大大超过“有偿献血”的待遇。此举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一是亵渎了“无偿献血”的崇高性，使之染上了铜臭味；二是吊高了部分市民献血的胃口，无形中将“血”看成了可以待价而沽的商品；三是容易误导市民的爱心，使之与外地人的无私与热情形成对比。
为此，笔者以为，要从根本上改变北京“无偿献血”的被动局面，必须在市民献血的补偿机制上动手术，让“无偿献血”回归原旨，把市民的爱心引导到正确的方向。
完善无偿献血机制：用制度激励善行
今秋以来，北京有多所高校因学生献血引发社会舆论的质疑与争议。学校方面表示，强制学生献血实属迫于“献血指标”压力不得已而为之。
“指标献血”的弊端一目了然：一是侵犯了公民自愿献血的自由选择权利，有违《献血法》的精神；二是存在政策风险，容易滋生冒名顶替卖血等现象，难以保证血液的质量。然而，有关部门始终不愿意取消“献血指标”，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彻底废除了这种强制性的献血机制，血液供给总量就急剧下降，目前存在的“血荒”现象会更加严重。
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
今年春天，北京血库就曾一度告急，几天前又出现过AB型血告罄的紧急状况，而上海、武汉等各大城市也均出现过严重的供血不足问题；即使是在美国这个最富有志愿精神的国家里，“血荒”也同样存在———以纽约为例，登记捐血的数目尚不及各医院需求量的一半。事实证明，实行自愿无偿献血制度的国家几乎都无一幸免地面临着“血荒”问题的困扰。
但是，存在“血荒”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无偿献血而重新选择遵循强制逻辑的“义务献血”。自愿无偿献血制度这一闪耀着现代文明光彩的制度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这一制度维护了公民天赋的自由选择权利，其政策风险远远低于强制献血制度与有偿献血制度；这一制度既能够保证血液的质量，更有助于净化社会风气、培育道德良俗、提升文明程度。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完善无偿献血制度，以制度激励献血这一善行。
完善无偿献血制度，要让献血者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声势浩大的道德宣教是自愿无偿献血制度的基础。
无偿献血制度遵循的是自愿行善的道德逻辑，其表现为通过宣传、教育等非强制性行为引导公民自愿、无偿地向社会提供血液，通过巨大的舆论力量，增强每个公民的道德认知，让他们从无偿献血行为中得到道德责任感与荣誉感上的满足。
完善无偿献血制度，要降低献血者的献血成本。完备便捷的服务体系是自愿无偿献血制度的保障。政府有关部门、医疗机构与新闻媒体应当形成良好的互动网络，为公民及时提供与献血相关的公共信息，减少献血者搜寻信息的成本。几天前北京市AB型血从告急到缓解的事实证明，通畅的信息沟通机制正是无偿献血的重要推动力；政府必须为献血者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通过严格的体检检验程序来保障献血者的健康安全；政府还需要养成主动上门提供服务的行为习惯，为献血者消除一切不必要的麻烦，将无偿献血的成本降为最低。
完善无偿献血制度，要让献血者因自愿献血获得实在的回报，还要有适当的激励机制。我们虽然不能把无偿献血变成遵循自由交易选择的有偿献血，但我们完全有必要给予献血者必要的物质补偿或福利奖励，如落实献血者享受无偿用血的福利、获得经济方面的简单补助，让更多的献血者能够从献血行为中获得实在的回报，促使他们的善行更具持久性。
最后，尝试建立一种机制，鼓励那些宣誓服务于公共利益的人（比如公务员尤其是身体符合条件的官员）做献血的模范。尤其在无偿献血制度还十分脆弱的情况下，将献血作为这一部分人的义务，既可以在关键时刻应对“血荒”，促进血液资源的充足供给，更有助于为全社会树立标杆，促进无偿献血社会良俗的形成。
无偿献血何以步履迟缓
“血头”胆大妄为，内幕触目惊心。血液是生命的源泉，源泉被“污染”，没有任何理由漠然置之。认真反思，找到对策，是当务之急。
“血头”之所以存在并打而不止，很简单，是因为有“黑血市”的存在。“黑血市”暗流涌动，从市场学的角度来说，是因为供不应求。献血法规定我国实行无偿献血，而无偿献血又不能满足临床用血的需要。有这样供不应求的现实，又有巨额利润的诱惑，“血头”的出现不足为怪。
事实上，公安机关这几年一直在打击“血头”，但这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解决的惟一途径是让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人踊跃加入自愿献血的队伍，实现采血和用血的供需平衡。
为什么人们不积极无偿献血？分析起来，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不少人不了解献血的医学知识，认为献血有害于身体健康；第二，担心献血时因为针头等采血设施的不洁而被病毒感染；第三，用血的成本太小，没有调动起献血者的积极性。献血法规定“公民临床用血时只交付用于血液的采集、储存、分离、检验等费用”，“无偿献血者临床需要用血时，免交这些费用”。如此规定在献血、用血供需平衡的良性循环的情况下是可行的，但一旦供不应求，用血者的付出就显得有些低。也就是说，即使平时不献血，用血者临床用血时也只需付出很低的成本，这个成本很容易承受。所以，如果不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他一般不会在平时主动去献血。
献血对身体无害，甚至有研究表明适量抽血能促进血液生产有利于身体健康，这已经是医学的基本常识，但仍然有人对此不了解，这说明对献血知识的宣传力度还不够。献血法规定各级政府和新闻媒介都有广泛宣传献血的义务，有关方面应该尽起责来。
担心因为献血而感染某种病毒，实际上是普通民众对血库的“信任危机”。由于我国一部分艾滋病患者是由于输血或采血而被感染的，导致一些人对因献血而感染艾滋病的恐惧被不适当地放大。所以，必须加强对血站的管理，从一次性采血设施的购买到整个采血流程的监控，都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来做，重建人们对血库的信任。
建议适当提高用血的价格，拉大无偿献血者和未献血者在用血时的“差价”。要让未献血者付出更大的成本，也让无偿献血者尝到更大的“甜头”。当然，提高用血价格，不是要让医疗机构从中得到更大的利润，而是把这一部分钱单独列支，用于对无偿献血的宣传、设备购进（在美国，连乡村都设有采血点，有采血车）等，也可以用于对那些身体条件不适合献血而又经济贫困的用血者的补助。
调整用血价格，是从供需关系的市场角度来思考献血问题。我们认为，献血的无偿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随着公民素质、道德水平的不断提高而走向完善。在当前情况下，还不能把具有市场化色彩的行为完全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我们一方面寄希望于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平而使更多的人自觉地走向采血点，一方面还要采取过渡性的、但又是有效的手段来激励人们踊跃无偿献血，这种手段包括对相关法规政策的调整和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