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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9日至10日,传染病应对团山论坛第一届学术年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邀请了来自中、外的13名专家报告了传染病应对方面的前沿信息。记者听取部分报告,就应对传染病的相关问题采访了大会执行主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张建中教授。回忆犹在眼前的SARS,面对时下流行的H5N1,想到日渐临近的体坛盛会,人们希望——
“在此次论坛中,我们应该学习的是传染病的常态应对方式,更新传染病防治知识,以便在发生一些突发、严重传染病事件时,我们有能力应对。”——张建中
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给经济、食物供应、交通甚至人们的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疾病传播速度、传播途径改变、新病原的出现和细菌耐药等问题,都给传染病的防治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挑战:传染病流行趋势变化
张建中教授提到,大城市流动人口数增加,流动频率高、速度快,这些都对传染病的诊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往要求在72小时内做出诊断,但在交通高度发达的今天,这样的效率远远不够的,人们需要更快速准确的诊断。
有一些传染病以前曾流行过,但近年不再呈大规模流行。因而,可能一些医生对许多传染病的识别经验有限。张教授说,现在很多医生可能不认识肺鼠疫、猩红热皮疹等,一旦遭遇相应的传染病,很难做出正确的应对,不利于控制疫情。当然,新发传染病和一些以前在国外流行、国内医生没有见过的传染病及以前无法诊断的传染病(如空肠弯曲菌感染等)对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随着细菌耐药问题的日益严峻,传染病防治工作面临更大的挑战。张教授指出,现在就算诊断出传染病原,也不一定能很快控制住,因为耐药问题使很多细菌性传染病的治疗更加困难。
问题:“软件”建设有待加强
张教授说,我国目前非常重视传染病防控队伍的建设,舍得在硬件上投入,但是还得有与之匹配的“软件”。“我们应该建立能够应对传染病的团队”,张教授说,“只有硬件与软件匹配”,在传染病来袭时,人们才能够有能力应战。软件包括很多内容,例如对一些突发传染病,医师能够识别传染病症状、做出正确诊断;对于一些常见传染病,各地医疗卫生和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对各地(城市与农村、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传染病流行情况有充分了解,并在对不同地区传染病防治的投入与产出分析和疾病负担分析的基础上有效的整合卫生资源等。有了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还需要有这些知识、技能和储备,才能达到最优的防控效果。
“我们现在还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循证应对传染病。”张教授还说道。对于慢性严重传染病与烈性急性传染病应对方式肯定是不同的。人们应该做好这些疾病的危害分析,从而合理制定应对流程。张教授说:“目前我们已经有了初步的细菌性疾病现场诊断手册,标准化了采样、分析病原、鉴别不同疾病的方法。但是这还需要疾控人员和临床医生在诊断方面的密切配合。”张教授还说,“这方面工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与国际水平相比,中国的细菌耐药问题可能更加严重,”张教授说,“这需要更仔细、更深入的耐药监测工作。”目前,我国的情况是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医疗和研究诊断水平有差异,各地的抗生素使用背景和病菌耐药情况差异较大,经济落后地区人群的细菌耐药性监测资料相对匮乏。张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合理选择耐药性监测点,规范采样和分析流程,使监测数据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细菌耐药情况有较好的代表性,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细菌耐药监测网络,使我们对我国细菌耐药的疾病负担和发展趋势有全面的了解,并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应对策略。”
经验:欧洲规范应对艰难梭菌
艰难梭菌早在上世纪70年代时就被发现可导致伪膜性结肠炎、轻度腹泻。2003年,加拿大一医院内发生了艰难梭菌相关腹泻(CDAD),导致了189例死亡。代表欧洲艰难梭菌研究小组,来自荷兰的Kuijper教授介绍了应对艰难梭菌感染暴发的经验。
欧洲在调查了该种艰难梭菌菌株流行情况之后提出了控制CDAD院内传播的几条基本原则。对于CDAD应该快速诊断、坚持用肥皂洗手、戴手套和穿防护服、对CDAD患者进行队列研究、用含氯消毒剂保持环境清洁、禁止对CDAD患者应用氟喹诺酮类和头孢类抗生素。此外,还应加强对感染情况的监测和对临床医师的教育(包括警惕疑似患者、及时隔离),卫生工作者之间也应加强沟通。
Kuijper教授说,CDAD有一些比较典型的症状,例如严重腹泻、对氟喹诺酮和头孢类抗生素不敏感等,临床医生能够识别某些症状是否为CDAD。在欧洲,社区医生如果发现了一名症状可疑的患者,会及时与大医院和疾控部门联系。医院之间的联系也很紧密,这些部门可以像一个网络一样,这有利于及时发现疫情、采取行动、控制疫情。他说:“中国即将举办奥运会,医院应该有识别CDAD的能力,建立相应的应对指南,从而能够及时发现和控制住可能发生的CDAD。”
方向:加强应对能力的储备
传染病流行往往无法预知,蔓延迅速,而应对传染病的队伍建设却需要时间。这需要平时注意积累应对疾病的经验。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的徐建国所长介绍,他们每年对6~8种传染病应对能力进行储备,目前已经储备了80~90种疾病的应对能力,其中新发传染病30~40种。
此外,还应该重视病原学诊断的意义。传染病控制所的栗冬梅在有关巴尔通体的报告中提到,搜索文献时发现我国近10年共发生1082例感染,均为临床诊断,没有1例经过病原学分析。对此,张建中教授呼吁,对于传染病的诊断,一定要强化病原学检测。这可以增加诊断的准确性、确定病原的抗生素敏感性,从而使得治疗更具针对性。也可以避免广谱抗生素的不必要应用、减少医疗花费,也有助于降低病原发生抗生素耐药的危险。
对于Kuijper教授提到的,社区、医院、疾病监测部门之间建立协作网络。张教授认为,这也是我国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之一。医生在临床工作中遇到了“奇怪”的病例,应该及时做必要的检测。社区医生如果没有条件做这些检测可以及时与有条件的大医院或疾控部门联系。疾控部门也应该加强与临床部门的沟通和相互培训,以便能够及时识别随时可能出现的传染病疫情。
提醒:堑与智
“SARS的时候,多数人都坚持通风、洗手的习惯,现在还有多少人能坚持?”张教授提醒,“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
SARS之后,人们对传染病流行的危害印象深刻,国家也加强了对传染病防控的投入。所谓亡羊补牢,犹未晚也。但是在传染病防控领域,若总等到自己吃一堑时才能长一智,将付出很高的代价。学习别国的“堑”,也该有助于长我们的“智”,建立一个长效的应对传染病队伍,将对维护公共卫生安全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