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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快找到H7N9禽流感病毒的变异与致病机理，科学家正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然而，当潜在风险出现时，出于公共安全的考虑而又不得不暂时牺牲与病毒赛跑的时间。去年1月底，美国与荷兰两个实验室就是在制造出了一种能在哺乳动物中传染的禽流感病毒新变种后，自愿暂停工作（本报2012年2月4日一版曾作报道），其中美国实验室的工作直到今年2月才在质疑声中重启。病毒研究的风险与推进该如何平衡？记者就此访问了多位相关科学家。
疫苗研制先要“读懂”病毒
流感来袭，公众最关心的莫过于“有没有防治办法”，而疫苗无疑能提供强大而简单可行的保护。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一种新变异病毒骤然出现时，往往“没有针对性疫苗”。
科学家并非无所作为。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研究员周东明告诉记者，以现在的技术积累，只要知道新流感病毒的基因序列，在实验室设计并制造出针对性的疫苗只需几周。但与研制新药一样，一种疫苗要应用到人，必须经过各种有效性和安全性试验这就需要数月、数年乃至更长时间。
好在从2000年左右起，科学家就致力于探索研制通用流感疫苗，就像广谱抗生素一样，它能同时对抗好几种流感病毒，也包括禽流感。“病毒变异虽快，但有些核心基因相当保守，极少变异。”周东明解释，“通用流感疫苗往往针对这些基因来设计。”巴斯德所副所长蓝柯认为，一旦通用疫苗取得突破，就会像抗生素那样，使人类抵御病毒的能力上一个台阶。
然而，要研制通用流感疫苗，就需要对病毒变异、传播的机理作深入研究。美国、荷兰科学家所做的研究，恰恰是疫苗研究的“前道”。如果机理无法有大突破，疫苗研制显然会受制约。而且，机理有突破，也将可能为新病毒的出现、危险程度等提供预警。
防范潜在风险方可继续前行
原计划暂停60天的研究，结果暂停了整整一年。今年2月，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的实验室重启研究时，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HHS）对使用H5N1高致病禽流感病毒做研究的项目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将实验室的生物安全等级从3+级别，提升到了4级；针对“可能增加高致病禽流感向哺乳动物变异可能性”的研究，美国国立卫生院要求必须通过HHS的审核。
《自然》杂志的报道认为，实验室的安全级别提高了，意味着可提供给科学家做实验的场地和机会减少了，获得资助将变得更加困难，这无疑会阻碍科研进展，使科学带给人类的保护延迟到来。
然而，停顿有时是必须的。微生物学家、中科院院士赵国屏解释，虽然H5N1、H7N9禽流感病毒对人“高致病”，但在人际之间却是“低传染”。“可如果实验室合成出对于人类高致病、高传染的禽流感病毒，却是要格外提防的！”一旦病毒泄漏，或被不法之徒利用，后果将不堪设想。
病毒研究者所受的威胁首当其冲。因此，科学家必须在明确如何防范这些潜在风险后，才可继续前行。反之，如果由实验带来了安全问题，则会把研究引上一条不归路。所以，生命科学研究中的安全及伦理问题绝不可回避，需要严肃、理性地对待。
正视生物安全避免无谓恐惧
10年前，赵国屏带领团队研究SARS冠状病毒的进化规律，除了研究成果外，令他最自豪的，是整个团队无人感染。他说，目前科学界对于防范实验室致病微生物逃逸的手段与制度已经相当成熟，只要按程序操作，不会有泄漏之虞。HHS的新规定也就是基于此而作出的。
赵国屏告诉记者，“生物安全”在英文里由两个单词表达，代表不同的意思。一个是bio-security，防范的是以危害社会为目的的行为；另一个是bio-safety，是指防范不小心产生的“负产品”或相关失误。如果人们把这两层意思混同在一起，则会对病毒研究产生不必要的恐惧。
对于实验风险与科研推进之间的矛盾，一位不愿具名的公共卫生专家向记者表示，如果少一些社会压力，科学家将能集中更多精力做研究。
蓝柯也认为，无谓的恐惧只会助推病毒变异的步伐。抗病毒能力，最终还需要从科学研究中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