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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医学家们又成功地找到了链霉素、庆大霉素等等各种各样的抗生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有100多种抗生素先后诞生。那些曾经导致人们死亡的疾病，也变得不再可怕。许多今天活着的人，的确要感谢抗生素的使用，如果没有它们，也许我们在儿童或青年时期就已经死亡。是抗生素让人类摆脱了医疗的黑暗时代，并赋予了医生制造奇迹的权力。
解说：就在人们为这种药物的神奇功效感到欣喜的时候，已经有人注意到了它抗生素可能带来的危险。
奥托(瑞典防止抗生素耐药性委员会)：那是多年以前，我还很年轻，是医学院的一名学生，我的一位老师影响了我。因为他经历了没有抗生素的时期，他知道抗生素可以治疗很多疾病，当阿莫西林问世时，他看到了这种抗生素产生的巨大魔力，但那个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要谨慎使用这些抗生素。
解说：有的医生发出了警告，因为他们在一些患者身上观察到，青霉素等抗生素一度很有效，然而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情况却改变了，抗生素不再对致病的细菌起到任何抑制作用。尽管如此，大多数人仍旧觉得这不重要，因为人们迷信抗生素的神奇作用，更自负地认为人类可以不断研制出新的抗生素来取代逐渐失效的药物。或许几乎没有人能预见到，人类自己发现了良药，但有一天，人类也会再次把自己推回到黑暗时代的边缘
记者：不幸的是，人类征服疾病的，蜜月期时间并不长，生活在我们周围，还有体内的这些
微观世界的微生物。事实上，它们根本没有投降，自然界用了十亿年的时间完成了微生物的进化，难道人类真能用几十年的时间，凭借着抗生素这样的武器，就把它们消灭吗，显然
，我们太轻视这些微观世界的生物了。
第三段：
解说：从1928年被发现之后，抗生素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挽救了数千万、甚至上亿人的生命，也帮助人类建立了与疾病抗争的信心。同时，它的作用还像石油对于经济一样，成为整个医疗领域的驱动剂。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它的终端消费者。一段时间里，几乎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都在大量地使用抗生素，它价格低廉、效果显著、随手可得。
奥托：许多疾病第一次被治疗时，这确实是个伟大的成功。随后，抗生素药品又不断发展，出现了很多新药，我们开始频繁使用这些药，感冒、发烧、咳嗽、流鼻涕是我们都会去用它们，不管他们到底是否管用。
解说：只要相信无害，过度使用就难以避免。人们忽略了微观世界的法则。就像在《格列佛游记里》，小人国的居民们对入侵者展开了强烈的反抗。然而，在真实的微观世界里，来自细菌的反抗要比这复杂得多。在各个国家出现的超级细菌就是其中之一。
奥托：细菌的基因发生了突变，也许是偶然发生的，但是却与抗生素的耐药性直接相关。新的基因很快得以复制，就像是发生了一场革命。
解说：人们习惯性地以为，当细菌对一种药物耐药时，我们继续使用更厉害的抗生素，就会彻底剿灭它们。但真的是这样嘛？
奥托：一些具有耐药性的细菌在一开始并不像其他细菌那样强大，但是如果我们用抗生素消灭了正常细菌，这样它们就有机会进化。所以，这也可以说是正常细菌和具有耐药性的细菌之间的竞赛。
解说：原来，如果我们过度使用抗生素，破坏了微观世界原有的平衡，帮助了那些幸存的耐药细菌占领原本属于正常细菌的阵地。而这些耐药菌，一有机会，便毫不客气，迅速繁殖出自己的兵团，再也不拿抗生素当回事了。
解说：细菌的耐药性发生在微观世界里，怎样才能直观地看到它呢？这也是医生们最想做到的。
徐英春：我将菌液均匀地涂抹三遍。
解说：负责检验的徐医生首先把细菌涂抹自在平皿上，这是第一步，这样做是为了要弄明白，这个患者体内的细菌究竟对那种抗生素耐药。
记者：这些小瓶子里是什么？
徐英春：每一管里头加的是一种，抗菌药物，可以看这个。
记者：这是？
徐英春：这个就是苯唑西林。这是一种抗菌药物，这个接种器一共，能加八种抗菌药物。刚才我已经把这个平皿，接种好了细菌，接种好了细菌以后，我就开始要把抗菌药物接种上去。
一按、大家可以看，我们的抗菌药就接种上去了。
记者：就是小白色的纸片。
徐英春：每个白的纸片就是一种抗菌药物，比如说这是一种，这是一种。那么现在我们能看见，有七种抗菌药物纸片，我都接到这个MH培养基上了，对不对。完了之后，我会把培养基放到孵箱里头去。
记者：进行培养。
徐英春：对，进行培养。18到24小时以后拿出来，就看这个了。
记者：出现不同的状况了。
徐英春：对了，出现不同的状况了。为什么呢？这个患者的细菌就都长了，对不对，长了这么多的细菌。看这个有个透明的圈的，这个药物一看就是个敏感的药物，那这些一点圈都没有，一点抑菌圈没有，这可能是高耐药的菌种。这个地方可以看，这个药物有有药敏纸片，把这细菌抑制了，抑制以后呢，这个圈是圆的，细菌不长了。
记者：那周围这些黄色的呢？
徐英春：透明的，所以这个透明的 长了(或者)不长，就表示耐药和不耐药问题，所以你看纸片周围，所有的细菌都长，所以大家看到，黄颜色的就是细菌，这个地方为什么不长菌了，这个圈是圆的。不长菌了表示，这个药物把这个细菌怎么样？都抑制了，所以细菌就不生长，所以可能分析结果应该说它是敏感的，就是这个药物是敏感的，把细菌都抑制了，不生长了。你看这个就不一样，这个里，你看，一、二、三、四，这四种抗菌药物，好像是药的，因为都没有圈，但是这几种全是敏感的，这个圈很大，细菌都不长了，透明的，那为什么细菌不长，因为抗菌药给抑制了，这个患者感染这个菌的话，那么至少这四种抗菌药，都是敏感的。
解说：这种试验的学名叫纸片扩散法的药皿实验，通过它可以对细菌耐药的情况一目了然。显然，这位患者对16种抗生素中的15种都产生了耐药，说不定他就是一位潜在的超级细菌携带者。
李太生：我的国内导师王有祥导师，中国传染病非常顶尖的专家。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调查了中国以我们医院为主，从199几年开始，到2004年，大概10多年时间，医院里面细菌感染的变迁，结果发现，随着广普抗生素的使用，真菌感染，占的比例，原来是1%、2%，现在已经10%以上，比例越来越高。耐药的球菌感染，比例越来越高。这两个的升高，耐药的葡萄菌感染，就是广谱抗菌药，把正常菌群给打乱了，有直接关系。所以抗生素的话，对我们人类绝对是有效的，绝对是有益的，但是抗生素又绝对不能滥用，它要用的太多的话，我们就要变成后抗生素时代，对细菌没有再有效的抗生素，人可能也就非常危险了。
解说：尽管在抗生素发明不就后，就有医学家提出了耐药性细菌可能带来的灾害，但是，知识的匮乏和围绕着抗生素而产生的各种利益博弈，蒙蔽了我们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对于制药工业来说，抗生素带来了好运。在抗生素发明之前，制药业只是一个规模很小产业，但由于新发明的抗生素受到专利保护，制药业就像拥有了石油资源的一样，变得富可敌国。那些生产抗生素的跨国制药公司，它们经济实力，远在某些小国家之上。抗生素终于成为一种梦想的药物：无穷的需求，巨大的利益。
解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相信，我们正在与狡猾恶毒的细菌之间展开一场战争，抗生素就是武器。能够抑制一种细菌的抗生素被比喻为狙击步枪，而对多种细菌有效的抗生素则被描绘成散弹枪，那些更为厉害的抗生素，则被当成了重型坦克 … …
解说：人类就这样盲目地进入了抗生素的时代。战争、消灭、你死我活，这样的隐喻给人们以无限的暗示，错误地把抗生素当成武器，而事实上，它应该是一种属于人类和微观世界共有的宝贵资源，或许还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
肖永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在抗菌药物研发的最初几十年，这个时代抗菌药物是层出不穷的，各种各样的抗生素是很多的，但是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新研发的抗菌药物就越来越少，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新的抗菌药物几乎就绝迹了。
记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从最初的品种繁多，到现在的您说的几乎绝迹？
肖永红：这个是有几个原因存在，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由于抗菌药物通过几十年的研发，它很容易的研发的药物，就很快被研究出来了，现在就是说，你去淘的话要更加困难才会发现一种新的抗菌药物，这是一个科学研究的现实。第二个从药品的寿命来讲，也面临一个问题，我们抗菌药有对它的寿命最大的打击就是它的耐药问题，但上市以后如果说很快细菌就耐药了，那么这个药物就不会再有市场，因此可能导致这个企业投资这么大进去，没有回报，面临这种状态的情况下面，又加上开发困难，所以原来很多大型的制药企业，曾经比如说是以研究抗生素作为它开发的大的企业，基本上现在也纷纷离开这个抗菌药物研究的市场。
解说：在制药领域，人们简明扼要地用两个“10”来描述研发新的抗生素所需要的时间与经济成本：10年和10亿美元。无论对于怎样的企业和国家来说，这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而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一种新的抗生素诞生之后，由于不合理使用而导致细菌耐药的速度，只需要短短的2年甚至几个月时间。
李兴旺(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治中心 主任)：研发一个真正新的药物有的时候很难，所以我们用的钱还是不够多，医生也是比较珍惜自己这点武器，就这点东西，十八般东西都用过了，都耐药了，你就束手无策了，
解说：巨额的研发费用让每一个企业，都在努力收回投资。各种各样促销手段，也带给医务人员更多的诱惑。1983年，在抗生素被发现的55年后，世界卫生组织发现，医生不合理使用抗生素的比例大约为60%左右。由此带来的经济成本也是惊人的。据估算，1990年，世界范围内一半抗生素的使用是没有必要的，造成的浪费达到9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相当于当时英国整个国家一年的税收总额。而在中国，由于市场化的医疗体系，则让这个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肖永红：实际上大家都非常明白的，不光是抗菌药(存在这类问题)，抗菌药只是，所有药品中间的一类，但是这一类药物，它确确实实占到了这个医疗卫生。医院里使用药物的很大一部分，基本上从现在看来，应该是25%到30%。如果说抗菌药物销售的比例，严格得到控制情况下，对医院来讲，它可能收入也是会明显下降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制性的问题。如果说我们不彻底地，去改变这个的话，要完全纠正抗菌药不合理情况的阻力
，或者压力是比较大的。
记者：你能够算笔具体的经济账吗？
肖永红：比如你到三级医院，我们说如果它药品的收入占到整个医院的40%，如果这个医院三级医院规模我们都知道，可能一年的医院营业收入在10亿左右，算40%就是4亿，抗菌药占4亿的30%左右就是一点几亿。
解说：或许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记忆，到医院去看一次普通的感冒，通常90%的情况下并不需要使用抗生素来治疗，但是，部分医生可能为了收入的增加，在使用抗生素的问题上，放弃了应有的慎重。
袁钟(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社长)：有很多医生有良知的，大多数都有良知的，他们不愿意这么做的。
记者：为什么良心感知，实际上却很难去操作？
袁钟：他们很弱，各自很弱，在一个环境当中，这个环境要求，要求你每天有竞争性，你的工作有经济效益，没有你待不住了，而且不光你待不住，有的医生告诉我，我待不住，我周围的，比如说护士，他们团队有发奖金，人家都要埋怨你，你在这个环境不允许你这种人存在。
解说：对于医疗体制带来的药品不合理使用问题，人们则寄希望于正在进行的医疗改革。
陈竺(卫生部部长)：有一个事情是需要改的，就是所谓以药补医这个机制。
记者：甚至以药养医这样的说法？
陈竺：实际上这个政策，已经在我们国家实行几十年了，但是问题的产生，适当医院不得不以创收作为维持和发展的主要的手段，和医生的收入和这个创收之间挂钩，这样一种激励机制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出问题了。那就变成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能够得到15%的加成费，就倾向于用更多的药，用更贵的药，这样一方面使得医疗费用特别是药品的费用明显上升。另外一方面，实际上它也造成了用药安全方面的很多问题，我们国家抗生素滥用，已经成为非常严重的问题，
解说：现代的技术和现代的药物，却没有自然地产生现代的医学观念，人们孤立地看待细菌与抗生素、疾病与人类的关系，很少有人愿意接受生老病死的人生现实。
记者：在抗生素滥用原因上，仅仅是利益驱动吗？
袁钟：不是，那肯定不仅仅是。还有我觉得文化的原因，传统文化的原因。因为抗生素这个药物，非常典型的就是它的效果比较明显，见效又比较快，特别是我们感觉到老百姓文化里面很希望见到见效快的，或者我们说的眼见为实的这种药物，我们传统里面就是追求灵丹妙药，抗生素和我们灵丹妙药非常相似，所以能给我们这么一种满足感，然后就很希望能够找医生看病，如果你给我开这个药，效果很好、很快，当然我就很认同你。
记者：但这种心情，也是普遍能够接受的一种心理。
袁钟：对，就是这样。
解说：据调查，目前，中国每年人均使用抗生素为138克，这个数量是美国的6倍，在很多中国人的家里，抗生素不仅常备的药品，人们甚至会主动要求医生给自己使用抗生素，甚至是约高级越好。人们丝毫没有觉得滥用抗生素会带来危险，反而认为不用抗生素或者用便宜的抗生素，会对健康有害。
记者：这会影响医生的判别和检疗吗？
李兴旺：我想这种情况下对于医生，还是有影响的。
记者：您的实际医疗过程中遇到过类似这样的问题吗？
李兴旺：遇到过，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我曾经在门诊有一个病人，当然不是抗菌素，一个治疗肝炎的药物，这个病人肝炎已经基本恢复了，一个女孩子，一个大学生，我给他开了大概一个月药，大概一百多块钱，第二天她爸爸到我们的医务部门投诉我，说我对他女士病情不重视，所以有时候医生也很难当。
记者：面对这样的情况医生怎么做？
李兴旺：我想更多的医生除了看病之外，还要给病人做更多的解释，所以我有时候出门诊也是这样，跟病人有时候讲话讲得很多，甚至有人不开药，我还告诉他为什么不给他开药，要跟大讲很多，如果他能接受了就可以了。
记者：如果不接受呢？
李兴旺：不接受我只能告诉他，对你没必要吃，你还要偏要吃也可以给你开，为什么？因为你有这个需求，我不开你可能有意见，但是我要跟你说这个药你不需要吃。
记者：一些医生在实践的过程中，看病的诊治过程中，很多患者主动要求用这样的抗生素，医生怎么选择？
袁钟：医生本身和病人沟通的时候，假设病人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和病人解释，我觉得是这个角度，你应该怎么做。你来告诉他，我这么做，是规范来的，而且对你是最好的办法，这个疾病有三种方案，我认为这个是最适合你的，我希望你考虑，如果你说我还是要，那是另外一回事。
记者：如果患者不接受呢？
袁钟：我不能做，因为对你不利。
第四段：
解说：这里是北京市聋儿康复中心，这些淘气的小家伙们正对我们的摄像机发生浓厚的兴趣。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我们很难想象这么小的孩子，会由于抗生素不合理使用而带来的毒副作用，丧失了和其他孩子一起游戏和接受教育的机会。
记者：像孩子们身后背的这个是什么？
陈淑云(北京市聋儿康复中心)：这一套是电子耳蜗，这是言语处理器，里边还有植入体，打开之后。
记者：做手术。
陈淑云：做手术有一个植入体，植入进去，加上外边这个设备，这样构成了一个听觉的系统。
记者：那一旦孩子植入这个人工耳蜗，是不是意味着他一辈子都离不开样的一个装置了？
那是，一辈子，终生要带着它。
解说：这个班里的孩子最大的5岁，最小的一岁半。他们都安装了人工耳蜗，要在这里接受特殊的发声训练。
记者：我不知道你们做过统计没有，这些孩子是因为什么原因致聋，致哑的？
陈淑云：没有特别完全地统计过，但是经过我们的工作经验和每天跟家长的接触，我们觉得
药物致聋的比例也比较大，比方说他吃了一些抗生素或者打了一些抗生素的针，对孩子的听力就会有影响。这个比例占有大概占百分之四五十。
解说：据统计，直到今天，因抗生素等药物不合理使用而导致耳聋的儿童人数每一年要增加3万人。滥用抗生素的危害，已经不再只是微观世界的失衡，人类的下一代正在承受难以逆转的代价。
记者：像这套装置从经济上来衡量，它这个费用高吗？
陈淑云：高，电子耳朵一套设备是很贵的，目前来说，平均大概得有18万左右这样一个设备。
记者：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巨额的一个费用。
陈淑云：有的家庭给孩子做不起电子耳蜗，就错过了最佳的年龄。
同期：比如我教他说妈妈的时候，就要这样，让他感觉到有共鸣(鼻腔)。
解说：当时间进入21世纪，也就是在人类发现抗生素的近80年后，它的合理和规范使用，终于被提上了正式的议事日程。世界卫生组织在2007年的世界卫生报告中将细菌耐药列为危害公共安全的人为因素之一，并要求各成员国积极应对。
赵朋钢(卫生部医改司 副司长)：今年卫生部发了一个38号文，进一步加强抗菌药物的使用，在这个文件里边我们明确要求，如果说在一个医疗机构，细菌耐药要是达到30%的话，那么医疗机构要给临床医生发出预警，如果已经达到75%的话，建议这个药品在这个医疗机构要暂停使用，卫生部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工作。
记者：有时候问题的真正答案，可能并不来自于书本，可能已经超越我们正常的认知，还有经验范围，在生活中，比如说生病和治疗，医者与患者的关系等等这些似乎看起来非常简单，我们都明白。但是，要真正理解它们，却需要我们的智慧。
记者：其实任何一项科技发明都像一把利剑一样，最重要是怎么来掌控。
袁钟：对，我们拿到一把利剑，我们把它练得很好，但是它干什么，其实我一直在强调，我们要掌握使用科学技术的人文智慧，这个人文智慧是它使用的方向。怎么的来发挥更好地作用，减少它的副作用，这是要靠我们的人文智慧的。奥托：我对此还是比较乐观的。我是在为我的子孙后代做这件事，我有五个孙子辈的孩子，我希望他们能够健康地生活在一个能够得到安全治疗的世界里，同时也为了世界上所有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