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没有一种医学技术像器官移植一样带给人们那么多的惊喜与希望。
器官移植，顾名思义，就是一种更换人体器官使人恢复健康的行为，其运作原理就像给机器更换损坏的零件一样。有些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有时候更换一个小小的零件，就能使一架老旧的机器重新恢复“年少”时的神采飞扬。
“当人体某一个器官出现了毛病，内科治疗方法或者其它外科
手术方法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时，可以选择做器官移植。”全军器官移植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副主任委员石炳毅介绍，“不同的器官有不同的适应症。多数情况下，指的是终末期的器官衰竭。”
“只有器官移植，这些病人才可能存活。”
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完成了除大脑之外的所有器官的移植，全世界有将近100万曾经被死亡阴影笼罩的人通过器官移植获得了新生，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小型城市的人口总合,所以有人说20世纪是器官移植的世纪，它是上个世纪医学史上最伟大的突破之一。
然而，器官移植在很长时间内要面临的一个困境，注定使人类不能像更换机器零件一样，随时给自己更换一个健康的器官。
捐器官还是不捐？可能就是个观念问题
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一个器官的获取，是以另一个人器官的失去为前提的。但主动或被动失去的器官要比所需的器官少得多。
“器官短缺是目前所面临的一个很大困难，每年很多病人在等待合适器官的过程中就去世了，我们感到很遗憾。”石炳毅说，“中国每年需要透析的病人有12万例，这其中，只有二十分之一的人得以接受肾脏移植；需要移植的终末期
肝病患者有一百万左右，而每年只有三四千人接受了移植手术。”
“全世界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所以，全世界都在为解决这个难题绞尽脑汁。
有媒体报道，西方一些国家为树立公民捐献器官的意识，在媒体宣传上下足了功夫。更有用心者，还会致力于培养专业的医疗人员为病人讲解器官移植的相关知识，同时配套进行的还有，政府鼓励建立专业的器官移植捐献体系，期望举国上下齐心协力提供一条龙服务，第一时间实现供、受双方的无缝链接,使有限的器官各尽其用。
但人的观念有时候柔软的可以让人随心所欲的塑形，有时候却坚硬得让世界上最有威力的武器一筹莫展，它的改变，也许在一夜之间，也许就像传播学者所主张的，需要潜移默化的去影响。
曾有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接受了宣传和教育的民众都赞同器官捐献。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多人又改变了主意。截至2009年8月29日23时，美国器官共享联合网络公布的的数据显示，美国目前共有103363名等待接受捐献器官的患者，但今年1月份至5月份，美国只有6009人捐赠了器官。
这与我国的情况相比，还算乐观。据不完全统计，自我国2003年第一例器官捐献以来至2009年5月，仅有131例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的案例。
政府和社会为此也一直在努力，2009年8月25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卫生部在上海联合宣布启动建立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并在我国10个省、市开展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
几个月前，曾经有人在网上发表评论说，“我死后，肯定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但捐到哪里，怎么捐？”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如果能够顺利展开，以后有这样心愿的人不会再苦于捐赠无门。
英国前王妃戴安娜车祸去世后，按照她的生前遗愿，医生用她的器官挽救了八个人的生命，十几年过去了，她的美丽和哀痛已经渐渐被世人遗忘，然而，八个依然健康活着的生命用活着这种最好的方式在纪念她。
“中国人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观念影响很深，但其实转念想想，死后，让自己的器官在另一个身体中生存，这也是一种生命的延续。”
据了解，一个捐献者可以提供多种器官和组织，甚至可以挽救10个人的生命。
怎样才会有足够的器官？也许这本是个技术难题
器官短缺，这是一个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难题。
具体到个人身上，如果他（她）不幸面临这个困境、面对生与死的抉择时，总会有人为了一线生机而铤而走险。
“谁不想让自己亲人活下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患者家属说。面对很可能因为等不到合适的器官而死亡的亲属，一点点诱惑便可以刺激人放弃道德底线，去接受一个买来的器官。记得十几年前，坊间小报头条常有卖器官救人、美女偷肾的爆炸性新闻。这些“小道消息”在暗示着“器官是稀缺资源”这个严峻事实的同时，也给出了它扭曲的应对方式，那就是器官买卖。
“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总有人为了满足贪欲而以身试法，如果没有强大外力的制约，器官买卖的地下交易就会存在。”
2005年底，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曾指出过这种状况“由于人体器官供不应求，又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制约，所以我国器官移植市场已存在诱发器官买卖的倾向，也使得器官交易或变相买卖器官的犯罪行为有机可乘。”
2007年3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条例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为了彻底杜绝器官买卖的行为，条例还要求，活体移植的器官提供者必须是患者亲属。
因为这些曾经有过的纠葛，器官移植一度是一个敏感词，甚至，很多跟“为扩大可移植器官数量”沾边的行为，会被视为像器官买卖一样“不怀好意”，这其中最冤枉的要数对脑死亡的判定这件事。
“脑死亡是指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机能丧失的不可逆转的状态。这些人肯定是已经死亡了，只不过是在呼吸机的辅助下还有呼吸。”石炳毅介绍。
目前，很多国家已经为脑死亡立法，明确它是除了心跳死亡之外的第二种死亡判定方式。“脑死亡有其明确的诊断标准，这在医学界是被普遍接受的事实。”
但这个概念提出的动机一直遭到质疑。
“因为最先倡导脑死亡标准的人是器官移植界的人”石炳毅介绍，“客观的说，脑死亡者的器官是很适合被移植的，因为脑死亡者有呼吸和心跳的存在，很多器官都是有功能的，维持得比较好，比如说，可能还有血压，肾脏还有灌注，有尿，肝脏不缺血不缺氧，在这样的状态下，捐献器官是最合适的。”
但即使还给脑死亡概念一个清白，再假设这些脑死亡者的器官以后都会捐赠给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也无法改变器官短缺的现状，毕竟，从
临床死亡统计来看，只有10%属于脑死亡，其余90%是心死亡。
“脑死亡立法的根本目的不是器官移植。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石炳毅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脑死亡标准的确立对医学发展有积极意义。
2009年4月初，中国卫生部透露，由该部脑死亡起草小组制定的脑死亡标准，即将向社会正式公布。
客观的说，政府和社会各界所做出的这些努力，在短期内实现器官数量巨增的目标是不现实的，但一套公正的科学标准，一部合理有效的制度法规，无疑是多数人利益的保护者，是一个健康稳定的行业和社会环境的守护神。
——技术上的事，也许还需要技术本身的发展来彻底解决。曾一直关注器官移植这个话题的人表示，“期待有一天，科技水平能发展到使用动物的器官移植给病人、使他继续生存，或者，人工制造的器官能用也可以。”科学从来不怕大胆的假设。
也没人能否认，这些假设不会变成现实。
作者：
2009-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