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提要
-有些大学生和企业经理人靠兴奋剂来提高智能表现，但那并不是这些药物的核准用途。
-一些伦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提出了让未罹患失智症的健康人也使用这类药物的构想。
-但这些会改变基本心智功能的药物，是否也能像饮用咖啡或茶一样安全有效，还有疑虑。
一些未来学家喜欢用H+这个符号来表示能力提升的人类。这种加强版的人类种族会应用各种先进科技，像是干细胞、机器装置和认知促进剂等，来克服人类在体能和智能上的基本限制。
其中增强心智功能不再是未来学家的幻想，已经有人想藉由一颗药丸来提升注意力、记忆力和计划能力，而这些正是人类认知功能的基础。美国前总统布什说1990年代是大脑时代，那么接下来的10年应该就可称为“优脑时代”吧。
从新闻标题高唱着聪明丸、神经促进剂、神经赋活药(nootropic)或甚至“大脑威而刚”的问世，即可看出人们对认知促进剂的着迷。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确实已经进入提升脑力的时代，熬夜的大学生经常会向朋友索讨处方药利他灵(Ritalin)；面对期限压力的程序设计师或想维持思路敏捷的企业经理人，则会服用新一代的提神药莫待芬宁(modafinil)。爱用者信誓旦旦，宣称药物的作用不只是如一杯焦糖玛琪朵能让人保持清醒，还能让人的注意力如雷射般集中，足以吸收有机化学课本中的各个细节，或解释债务抵押债券的奥义。
科学家和制药公司努力将认知的分子基础研究，转化为帮助失智症患者改善心智功能的药物，也推动了脑力提升时代的来临。但这些对阿兹海默症或帕金森氏症患者有用的药物，终究免不了会广泛用在症状较轻微的老年人身上。当大众针对促进药物的道德议题辩论时，也加深了将来可以使用改善认知功能药物的印象。
学术论文和新闻报导纷纷质疑：在参加大学联考时服用认知促进剂的学生，是否占了额外的优势？为了赶生产限期，公司要求员工服用这些化学药剂算不算逾越界线？
但即使文章刊登在《老板压榨人》上，也有人怀疑用药物来加强脑力的现实面。目前用来治疗注意力涣散或嗜睡问题的药物，真的能让学生考试成绩较好，或让企业经理人完美无瑕地回答董事会的尖锐质询吗？那些搅乱大脑基本功能的药物，能够和不需要处方的止痛药及制酸剂一起贩卖吗？神经科学家、医生和伦理学家现在正热烈讨论着这些问题。
聪明药丸的道德难题
撇开安全性、公平性和强迫性的争议不谈，在注意力不足过动症(ADHD)等病症的治疗上，的确很需要认知促进剂。根据美国政府在2007年搜集的资料，超过160万名美国人在一年内曾因非医疗目的而使用需要处方的兴奋剂，属于这个类别的合法药物包括派醋甲酯(methylphenidate，商品名为利他灵)、安非他命缓释
制剂(Adderall)和莫待芬宁(商品名为保你醒，Provigil)。据说在美国某些大学校园内，有1/4的学生使用这类药物。2008年《自然》进行了网络调查，来自60个国家、共1427名参与者中，20%的人坦承他们曾使用氯化氢派醋甲酯、莫待芬宁或β阻断剂(用来缓解怯场的药物)。服药者最常用的理由是需要改善注意力，而药物来源通常是网络或医生，他们可开立处方来治疗非核准用途的症状(但药厂不能推销未核准的用途)。
在人口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服用这类化学药物的现象可能会越来越普遍。神经科技工业会会长林奇(Zack Lynch)说：“如果你65岁，住在美国波士顿，眼见退休储蓄急遽缩水而不得不继续工作时，你还要保持警觉与高效率，以便和印度孟买的23岁年轻人竞争，我想你自然会有服用这些药物的压力。”
当然，最近推动的道德方针先假定这些药物比安慰剂有效，以及药物确实能提升注意力、记忆力或“执行力”(例如计划和抽象思考能力)等认知功能。在这前提下，许多人认为需要伦理学家思考这些药物广受欢迎的后果。2002年神经伦理学因此而诞生，这个新兴学门的目标之一是要探讨认知促进药物或装置(例如脑芯片)可能引发的道德和社会问题。
2008年，一群伦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在《自然》上发表评论，以充满争议的立场，提出应该改变“药物主要用来治疗疾病”的观念，只要神经兴奋药物能通过安全和效能测试，就应开放大众使用，来提升学生或上班族的表现。文中引用这些药物增进记忆力和各种心智功能的证明，并指出：“对我们这样独特创新且力图改善自我的物种来说，认知促进药物和教育、良好健康习惯及信息科技同等重要。”
六个月后，该篇评论的作者之一、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哈里斯(John Harris)在《英国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哈里斯是《医学伦理》期刊的编辑和《促进演化》的作者，他说如果派醋甲酯的安全性足以让儿童服用，那么对想要提升脑力的成人应该也无害。哈里斯在后续的访问中说，他预见管制会逐渐放宽，只要没出现其它的安全问题，这类目前在美国受规范的药物，最后一定会像阿司匹灵一样不用处方也可购买。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种想法。有些研究人员和伦理学家质疑这类会改变心智运作的药物，真的能像非处方止痛药、咖啡或茶一样安全无虞、随便摄取吗？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研究员史万森(James Swanson)曾参与安非他命缓释剂和莫待芬宁治疗ADHD的
临床测试，他说：“人们说认知促进剂就像为了矫正视力而戴眼镜一样，但他们不了解如果很多人都可取得这些药物会带来的危险，其中少部份人可能会上瘾，有些人心智功能可能反而衰退，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反对普遍使用这些药物。”这和英国家庭办公室的观点一致，英国政府正等待咨询小组评估促进剂在非医疗用途下可能造成有害效应的报告，再决定是否需要拟定新法规。
其它科学家则断言，这是辩不出结果的，因为我们可能永远找不到变聪明的快捷方式，若想通过微积分考试，只有勤做练习一途。有些开发药物来逆转失智症患者记忆流失的研究人员，则认为提升健康者脑力的可能性很渺茫。波乔拉德兹(Rusiko Bourtchouladze)曾撰写一本有关记忆科学的畅销书，他的研究帮助坎德尔(Eric R. Kandel)获得2000年的诺贝尔奖。他说：“我不太担心认知促进剂对健康人的影响，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什么认知促进剂可烦恼。现在讨论智能提升还太早了，而且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都不会出现这样的药物。这个话题有太多杂音了。”
这个观点认为，记忆的形成是透过复杂的讯号分子、酵素和蛋白质的合作，除非受到疾病破坏，系统本身将能自我调节平衡，抗拒干扰。失智症造成的思考能力和自我认知的退化，或许能经由补充失去的关键化合物而获得改善，让药物介入的益处大于可能的副作用。但若扰乱健康人体脆弱的稳定状态，却可能造成意外，例如改善长期记忆(大脑储存儿时记忆和去年假期的部位)的代价，可能是牺牲短期记忆(大脑暂存电话号码的部位)。
还有些学者认为，现在这些都是大惊小怪，他们驳斥讨论神经功能提升的伦理学只是“推测性伦理”。奈米科技和其它技术创新也有这种倾向，在科技尚未发明成功前，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就分心讨论着它们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例如聪明丸或奈米机器人会不会失控。荷兰伊莱兹马斯大学的薛玛(Maartje Schermer)和同事在《神经伦理学》中指出：“在关于人类能力提升的争议中，所依据的大多是炒作出来的夸大期待。”
(摘自台湾《科学人》2009年第93期 文／斯蒂克斯、翻译／涂可欣)
作者：
2009-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