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忠，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市大血管疾病诊疗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五病房主任。卫生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北京市卫生系统领军人才。
从事
临床29年，主持完成
手术近万例。在各种复杂先天性心脏病、瓣膜性心脏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和主动脉瘤及主动脉夹层、重症瓣膜病等外科治疗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主动脉夹层外科手术和介入治疗技术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他创立的“主动脉弓替换+支架象鼻手术”即“孙氏手术”，已成为复杂型A型夹层的标准术式，被国内51家医院广泛应用。
数据显示，去年一年我国的心外科手术大血管约有5000例。一般来说，直筒血管的价格为4000—6000元/支，带分支的要1万至2万元。如果一位患者一次手术使用一根血管，像北京安贞医院这样的以心外科著名的医院一年的用量为600支至800支。据了解，目前国内医院里所使用的人造血管都是从国外
进口的。虽然用量不多，但对于普通患者成本价仍然很高，原因在于从国外
采购中间环节多，进口关税多。而对于大量需要大血管治疗的病人来说，使用进口的人造血管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那么，为什么人造血管没有中国造？
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分会会长兼全国大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孙立忠教授日前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人造血管确实完全依赖进口，主要是来自美、英、法等国。在和平时期人造血管的供应不存在问题，但是，若遇到非常时期必会受到限制，这将会对心外科手术患者生命安全造成极大的影响。就像每年6－8月北京
献血的人口显著减少，每天在安贞医院心脏外科等待做大血管手术的病人至少有三四名之多，缺少人工血管使得他们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危险。在人造血管制造领域，我们还缺少具有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支持以及能进行产业化生产的厂家，因此，易受制于人。
据了解，在心外科手术中使用的人造血管分为大血管和小血管，直径在8mm以上的为大血管，以下的为小血管。根据材料不同，又可分为涤纶人造血管和聚四氯乙烯（PTFE）血管。根据制作方法不同，有针织的、编织的和压膜的。根据用途不同，有用于介入治疗的，也有用于手术的。
孙立忠介绍说，“我国从1957年开始研制人造血管，并在大量动物实验的基础上进行了大、中动脉的移植手术，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1994年，上海胸科医院与苏州织带厂曾一起研制涤纶人造血管，基本上突破了大部分的技术屏障，只是预凝涂层做得不够好，防止渗血的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困扰着人造血管的效果，因而没能在国内推广起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造血管的制造成本过高，生产厂家不赚钱，市场不稳定，造成了国产的人造血管逐渐在国内市场上消失了。”
熟悉人造血管发展过程的业内人士指出，人造血管难于国产化的真正原因在于，人造血管产品本身成本不高，但前期的研发技术成本投入过大，现在人造血管主要以涤纶为材料，这种材质做衣服可以，用于人造血管就不容易了，编制复杂远超过制衣工艺，既要克服其涂层抗原性，又要保持其具有一定的生物强度，既要有柔韧性，还要有可造作性，易于缝上，不能漏血。经过长期投入研发的核心技术很难获得产业化，没有持续的盈利预期，这样的买卖没有人去做。
“虽然中国有许多先进的创新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也有许多技术仍然要依靠别人。像我们的心外科手术在治疗方法和手段上已基本领先于世界水平，但是在人造血管的研制和产业化上，仍有一定的差距。作为心外科的医生，从国家医疗服务的长远战略角度考虑，我特别希望能用上自己国家生产的产品。”孙立忠坦言，“这十几年来我一直带领着一个团队在研制国产的人工血管，无论是在材料和技术上都能与‘老外’的血管相媲美，目前这个目标现在已经达到了，但更大的问题随之而来，该如何实现产业化。我们在科技部863项目中申请了相关研发课题《前沿植介入产品研发及产业化》，就是希望产学研联手共同解决这一瓶颈问题。”
据了解，在美国成人的心脏外科手术中，大血管手术占20%，80%是心脏病手术。美国曾经一年里做出过20万例大血管手术的情况。孙立忠预期说，“以目前的情况看，美国一年约有40万例心脏病手术中就有约8万例属于大血管手术。这就是一个庞大的市场。在中国，目前一年有20万例的心血管手术，大血管手术约5000左右，数量还没有上去。但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人们生活水平改善以及人口提前进入老龄化，势必造成大血管手术病人的数量有所增加，形成一定的市场规模将是一种趋势，若有企业愿意进入这一领域，参与到生产和销售中将‘有利可图’。”
但是，如果需要国内的企业参与制造生产人造血管，利润不多，不能长久持续下去。这一问题该如何解决？孙立忠中建议：相关
管理部门给予一些政策上的支持，比如，税收上减免或者是通过政府采购给予大型医疗器械企业一些指定性计划，努力将这个产业扶持起来。他说，“我非常看好人造血管未来在中国的市场，现在应该是落实这一产业化的最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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