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玉米致癌风波

质疑者众

事情起因于一篇科学论文。9月19日，法国卡昂大学的研究人员塞拉利尼（Gilles-Eric Seralini）在《食品化学毒物学》（Foodand Chemical Toxicology）杂志上发表研究文章称，用抗除草剂的NK603转基因玉米喂养的大鼠，致癌率大幅度上升。

这个试验被媒体和反转基因人士广泛转发，并配上长有乒乓球般大小肿瘤的大鼠图片。法国《新观察家》周刊甚至打出了《是的，转基因产品是毒药！》这样的封面标题。一时间人心惶惶，在中国也引起不少轰动。有人看到图片说“这简直太恐怖了”，还有人的中秋福利包括一桶转基因大豆油，看了这篇报道后把单位骂得半死，要赶紧扔掉。

NK603转基因玉米是由美国孟山都（Monsanto）生物技术公司开发的一种玉米品种，对草甘膦除草剂具有抗药性，已经在欧盟、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获准种植，供动物和人类食用。塞拉利尼对大鼠进行了长达两年的监测，相比对照组，吃转基因玉米的大鼠得了更严重的癌症，肿瘤个体更大，死亡更早。而之前由孟山都公司针对NK603进行的90天大鼠试验则显示，转基因玉米对大鼠没有不利的影响。

“一般而言，做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性试验，针对大鼠的试验90天即可。大鼠的寿命一般是两年，90天是它们的青壮年，可以排除正常衰老的致癌及致死因素，这个时期是安全的那么就认为是安全的。如果拿它们的整个生命周期做试验，试验后期大鼠进入老年后，本身出现病症的可能性就很大，不容易确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就像你给老年人吃一种食物，结果他被发现得了癌症，很难说他是因为吃这种东西得癌的。”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许文涛说。他所在的研究小组同期也在《食品化学毒物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类似的论文，得到的结论是转基因玉米无害，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他们的试验按照常规做了90天，喂养的转基因玉米是国内培育的含G2-aroA基因的转基因玉米品系，使用的大鼠品系和法国研究人员相同，都是SD大鼠。

大鼠使用的品系也遭到专家的质疑。伦敦国王学院营养学研究部负责人汤姆·桑德斯（Tom Sanders）说：“这个大鼠品系极易产生乳腺肿瘤，尤其当饲料供给不受限制时更是如此。”而论文并没有提供有关大鼠吃多少饲料，以及生长速率的任何数据。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曾庆平认为，该大鼠品系不适合进行致瘤性评价。他在博客中写道：“假如要评价农达及耐农达转基因玉米的长期毒性，应当考虑在灵长类动物（如恒河猴、黑猩猩）中进行，因为它们更接近人类的寿命，而且进入老龄的时间也类似。”

英国剑桥大学公共风险管理系的戴维·斯皮格豪特（David Spiegelhalter）教授表示，该论文研究的大鼠数量太少，没有合适的统计分析，无法成为有效的证据。而且该研究中，那20只未食用转基因玉米也未食用农药的对照组大鼠也长出了肿瘤。“除非这个结果能得到恰当的重复，否则我会不接受这些结论。”他对本刊记者表示，“这是一篇质量很低的科研论文，出版前就受到了很多批评，谈不上有什么声望。我不认为它会产生很大影响，除了反转基因的人士会据此更确定他们的观点。”

澳大利亚阿得莱德大学植物功能基因组中心的马克·泰斯特（Mark Tester）教授说，该研究的发现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以前的研究没有激发起类似的关注？他评论道：“如果效果真如所声称的那么大，如果该工作真与人类相关，那么为什么北美洲人并未像苍蝇那样纷纷落下？那儿的转基因食品进入食物链已经有10年了，而长寿者继续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增长。”

他对本刊记者表示：“消息传播得很快是因为它引发了不同的舆论，这就是新闻。媒体喜欢冲突和争议。但是这篇论文在澳大利亚没有任何影响，只在论文召开新闻发布会的24小时内引发了一些传播，澳大利亚的报纸和广播都没有报道。我不认为它会对澳大利亚的公众和政策有长远的影响，在全世界也会是这样。”

这篇论文在正式发表前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这不符合论文发表的常规流程。正常的程序是，论文在发表前应由其他科学家进行审查和评议，等发表后再由新闻媒体进行报道。对此，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食品学教授布鲁斯·沙西在《纽约时报》发表批评文章称：“这不是一份单纯的科研报告，而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媒体宣传。”

孟山都公司的发言人托马斯（Thomas Helscher）表示，公司将彻底调查该研究，但是已经有无数同行评议的有关生物工程作物的研究，包括超过100次以上的饲喂研究，都已经反复证明了转基因玉米的安全性，这反映在世界各国监管部门各自的安全评价结论上。

国内一些科学家也纷纷就此发表了看法。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严建兵撰写了一篇文章《转基因玉米致癌？——谎言总比事实传播的快》，很快被广泛转发。他对本刊记者说：“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些事实。”

他是研究玉米的，他所在的机构是国内转基因水稻研究的先驱，张启发院士的团队研发出“抗虫转基因水稻”。2009年11月，中国政府对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及一个转基因玉米品种发放安全证书，从此张启发和其他科研人员就成了反对转基因人士眼中的“头号公敌”。2010年11月，张启发在中国农业大学就《水稻功能基因组及作物遗传改良》为题做完演讲，遭到一位年轻人接二连三的发难。还有一位妇女在会场说：“张启发是卖国贼！”并谴责他拿中国13亿人当试验小白鼠。之后，一个上了年纪的男子走近讲台，从前排拿起一个瓷茶杯，向张启发猛砸过去，幸好没有砸中。

当时严建兵也在场。“发生这样的事让人痛心。如果对科学家本身的科研活动进行攻击，是这个社会的悲哀。”对于转基因作物的问题，他感到必须站出来说点什么。

塞拉利尼其人

塞拉利尼在反对转基因的领域掀起过几次轩然大波。

2007年，他分析了孟山都公司抗虫转基因玉米的原始实验数据，在《环境污染与毒物学文献》（Archives of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and Toxicology）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结论是孟山都的转基因大米MON863会对大鼠的一些生理指标产生不利的影响。

2009年，他和同事再次对孟山都公司的实验数据做了统计分析，在2009年第7期《国际生物科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三种转基因玉米对哺乳动物健康影响的比较》的文章。文中指出，食用了90天转基因玉米（抗除草剂玉米NK603，抗虫玉米MON810和MON863）的大鼠，与食用转基因玉米不到90天的大鼠，其肝肾生化指标有差异，据此把这种差异解释成食用转基因玉米后造成的。他建议进行更长期（长至两年）和至少3种物种的动物喂养试验，以鉴别生物技术食品是否具有急性或亚慢性毒性。

这两篇论文他自己都没有做实验，文中进行统计分析的数据均是来自孟山都公司之前的实验，被评论为“仅仅对数据选择了不合适的、不被同行使用的统计方法做了重新分析”，从而遭到了监管机构和同行的诟病。法国生物技术高级咨询委员会指出，塞拉利尼及其同事发表的论文仅列出了数据的差异，却没能给予任何生物学或毒理学上的解释，而且这种差异仅反映在某些大鼠和某个时间点上，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但是迫于国内舆论的压力，法国政府于2008年发布禁令，停止在法国国内种植MON810转基因玉米。因为MON810早在1998年就被欧盟批准进入欧洲市场，所以法国政府向欧盟委员会提出了禁止种植MON810的申请。欧盟委员会委托欧洲食品安全局组织专家评估证据，2011年9月，欧盟法院判决法国对MON810的禁令违反了欧盟的法律程序。2011年11月，法国最高法院也确认了欧盟法院的判决，认定对MON810转基因玉米的禁令违法。

但是，今年2月春种期间，法国再次重复了这一过程，再次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了申请，要求禁止MON810进入市场。4月，欧盟委员会要求欧洲食品安全局转基因有机体专家组对法国今年提交的证据进行评估。5月21日，欧洲食品安全局再次驳回了法国的申请，认为法国政府提供的材料中，没有任何可靠的科学证据可以支持针对MON810转基因玉米的禁令。

通过这些活动，在某些人眼里，他成了一名斗士。他在法国电视台9月19日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说，他每天都处在战争状态，承受着很大压力。“我们极多的人最后都是在秘密状态下工作，因为实际上压力很重……政治上、经济上的压力，我职业生涯上的压力，还有来自不同机构的压力……你知道，在其他国家，一些和我做类似工作的人丢掉了饭碗。”在法国，正教授是终身职位，助理教授和副教授都不是“铁饭碗”，这种情况在每个国家都不太一样。

塞拉利尼说，他们的工作要筹集巨额资金以做全面的分析，“从未有一个生物实验室这样做过，一个普通的大学实验室也无力承担。基因工程研究与独立信息委员会（CRIIGEN）的资助，使我们得以做到这些”。

基因工程研究与独立信息委员会总部设在法国巴黎，反对基因工程实验和转基因作物，而塞拉利尼正是这个“科学委员会”的负责人。除此之外，他还获得了不少反转基因机构的支持。

针对他此次发表的论文，美国《纽约时报》发现此研究的赞助商中赫然还有欧尚和家乐福两家绿色食品销售额领先的零售业巨头。绿色食品比转基因食品更昂贵，而且和转基因食品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转基因作物反对者主要有几类。一类是打着环保和健康旗号的极端非政府机构；一类是为了发泄不满的反政府组织，政府支持什么它就反对什么；还有一类是有机食品的支持者；再有就是一些科学知识欠缺、偏听误信的群众。”严建兵说。

之前，法国植物生物技术协会（AFBV）的主席马克·费卢斯（Marc Fellous）指责塞拉利尼因为资金来源不中立，可信度值得怀疑。塞拉利尼认为费卢斯涉嫌诽谤，称自己的资金来源和立场无关，结果两个人打了一场官司。因为费卢斯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结果塞拉利尼取胜，但在诉讼中他的研究资金多来自反转基因支持者的事实也被证实。事后，费卢斯的败诉成为塞拉利尼认为自己被诋毁、被阻挠的有力证据。

与此同时，这位反转基因斗士在主流科学家眼里又是什么样子？2012年2月22日伊利诺伊大学布鲁斯·查斯教授和亨利·米勒博士发表文章，说：“塞拉利尼教授创造了一个专业，用设计不当、不相关、不可解释（但解释过度）的试验来阐释‘遗传改良’或转基因植物在高度人为的不同情景下的危害。”

中国农业大学的罗云波说得更直接，他在微博里写道：“这位法国人哪里是什么科学家，纯粹是科学骗子，是法国科学界的耻辱。”

流言存在的土壤

严建兵向记者推荐《收获之神——生物技术、财富和食物的未来》一书，作者是美国科学记者丹尼尔·查尔斯，他说：“这本书非常值得真正想了解转基因是怎么回事的人一读，读完你就能知道关于转基因的各种来龙去脉。”

“这本书能很好地解答你的问题，‘为什么欧洲会有这种科学家存在的土壤？’”据严建兵介绍，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第一，欧洲有很多发达国家，粮食足够吃，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第二，欧洲的文化比较传统，比如英国比较保守，而美国是新兴国家，比较开放，具有创新性，对待转基因问题就比较积极。第三，欧盟是一个联合机构，有很多国家，每个国家的意见都可能不同，很多事情都可以拿出来作为贸易政策的挡箭牌。“欧洲的农作物主要依赖进口，它可以把转基因作为一个贸易制衡的手段。如果欧洲没有种植某种转基因作物，它就能够找到理由不进口。”第四，绿色和平组织等反转基因机构推波助澜。“2000年左右绿色和平组织出现一个关键人物，叫作本尼迪克特·哈林（Benedikt Harlin），他负责协调绿色和平的反转基因工程运动，在欧洲掀起了反转基因的大潮。其中有两个关键事件：一个是英国当年的疯牛病事件爆发，他把疯牛病和转基因联系起来，当作转基因有害的证据；第二个是帝王蝶事件，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疯牛病事件被公众所熟知，而帝王蝶事件指的是1999年5月，美国康奈尔大学昆虫学助理教授约翰·洛希（John Losey）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文章称，称其用拌有转基因抗虫玉米花粉的马利筋杂草叶片饲喂帝王蝶幼虫，发现这些幼虫生长缓慢，并且死亡率高达44%，表明抗虫转基因作物同样对非目标昆虫产生威胁。由于美国人对帝王蝶的喜爱，反对者众多。美国环保局组织昆虫专家对帝王蝶问题展开专题研究，最终认为转基因抗虫玉米花粉在田间对帝王蝶并无威胁。“虽然结论最后被推翻了，但影响也是非常长远的，而且这两件事让民众相信绿色和平组织比政府更为关注他们的利益。”

“民众关心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转基因？’欧洲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所以他们觉得不需要。如果欧洲存在粮食短缺的状况，态度可能要缓和很多，因为吃饱是第一位的。所以欧洲有这样的土壤，有这样的科学家的存在。”严建兵说。

马特斯教授也认同这一点，他对本刊记者表示：“我觉得澳大利亚对转基因作物的态度介于欧洲和美国之间。澳大利亚已经种植转基因棉花数十年，转基因油菜3年。人们吃转基因食品，但不多。但是如果公众被问到‘是否介意技术被用来帮助澳大利亚农民摆脱困难的农业环境’，人们基本上都会同意。”

至于如何才能让公众更好地了解转基因，斯皮格豪特教授对本刊记者说：“英国政府对转基因作物也很谨慎，不希望显得是在‘推行转基因’，这样会造成更多的不信任。我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进行合理研讨，让科学家发出他们的声音，直接影响到媒体，再影响到其他人。”

马特斯教授则表示，在这方面澳大利亚政府有很好的法律，在公众中也开展了一些小型教育。“科学家要帮助公众了解什么是转基因技术，帮助公众科学地认识到技术的风险和益处。”他所在的研究所有一个叫作“走进基因”（Get Into Genes）的项目，经常举办一些活动，诸如举办关于研究故事的讲座，或者组织小的竞赛，比如你可以制作一个3分钟的视频，展示植物和植物科学的魅力，获胜者将获得1000澳元的奖金。“这些都很简单，但是有效。”

严建兵则认为，中国要有一个懂科学的政府，政府需要科学顾问。许文涛则比较乐观，他说：“有争议也是好事，可以引发人们的辩论，真理总是越辩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