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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美国实验室里有很多来自中国的优秀年轻人，我还有一位工作伙伴，已工作了25年的技术员，也来自中国，他们很多时候用中文记笔记、交流，我的实验室已被中文‘占领’了，所以我现在也在努力地学习中文。”12月17日，68岁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罗伯特·霍维茨（H.RobertHorvitz）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如是说。
12月17日，罗伯特·霍维茨现身复旦大学，参加首届“复旦科技创新论坛”，作了题为“细胞凋亡的遗传控制”的报告，当年，他正是因为发现器官发育和程序性细胞死亡（细胞凋亡）的遗传调控机理，与悉尼·布伦纳、约翰·E·苏尔斯顿一起获得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细胞死亡”的一系列研究，并逐渐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40多年来，罗伯特·霍维茨获得无数的荣誉。但他最在意的，是基础科学理论的研究成为应用性前沿科学和未来研究的驱动力，他呼吁一定要重视基础理念的研究。
罗伯特·霍维茨与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之一的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有着渊源。
屠呦呦是中国第一个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奖的科学家，罗伯特·霍维茨正是屠呦呦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奖那年的评委之一。拉斯克临床医学奖有着诺贝尔奖“风向标”之誉，可以说，罗伯特·霍维茨是发现屠呦呦研究重要性的“国际伯乐”之一。
罗伯特·霍维茨希望他的研究能够造福人类，攻克帕金森、脑中风、艾滋病、癌症、心肌损伤、贫血、白血病、肾功能衰竭等疾病，“这些疾病从本质上讲，是程序性的细胞在错误细胞环境中出现了错误的死亡。”
【对话罗伯特·霍维茨】
估计最快两三年会出现攻克癌症的口服药物
澎湃新闻：您2002年获得诺贝尔奖至今已过去十多年了，您的研究有最新的进展么？
罗伯特·霍维茨：我的主要研究是程序性的细胞死亡，指的是动物发展过程当中自然出现的死亡过程。
如果任何一种动物，一开始是一个单细胞生物，然后单细胞逐渐分裂，通过细胞分裂有很多细胞产生，最后在整个动物体发育过程当中，有很多动物体没法存活下来，最后他们死亡了，这些死亡被称作程序性的死亡，这些死亡是自然演化和进化史当中自然发生的变化。它可以改变细胞死亡的路径和通路，如果在人体上发生这样的过程，就会带来疾病，比如帕金森综合征、脑中风、由于不戴头盔出现交通事故导致的脑创伤、艾滋病心肌损伤、贫血和败血病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过多细胞死亡所带来的情况，包括肾功能的衰竭也是这个问题所导致的。
其实从本质上来讲，程序性的细胞死亡是在错误细胞环境中出现了错误的死亡。因此程序性细胞死亡，涉及到疾病、涉及到生物学以及涉及到疾病诊疗和处置过程当中的分支领域。
如果我们能够抑制某些保护基因细胞的表达，就可以促进这些细胞的死亡，比如促进癌症细胞的死亡。
我成立的生物医药企业所开展的一个项目，和一家医药企业进行合作，共同开发了一款业务来抑制Bcl-2基因（注：B淋巴细胞瘤-2基因，是细胞凋亡研究中最受重视的癌基因之一）的表达。我多年以前就把这样一个专利卖给了一家大型的医药公司，我希望看到这款药物最后取得成功来造福人类，对线虫的研究确实能为癌症治疗带来曙光，我估计最快两到三年的时间就会有攻克癌症的口服药物出现。
花很多时间告诉国会与总统：基础研究多么重要
澎湃新闻：在基础研究的过程中，您碰到过困难么？
罗伯特·霍维茨：基础科学研究是一个驱动力。应用科学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没有基础科学作为平台的话，就没有任何科学可以被应用，我们需要有更大的力气去驱动基础科学的研究。
比如数学领域当中最为基本的研究领域假设和理论等，这些都成为了之后多年激发和创造一些科学领域中最新成就的基础。包括在密码学、逻辑学等方面最新的进展都是基于这些理论所产生的，这些都造福了我们现代化的世界，没有这些基础理论作为底子和基础，我们是不可能取得非常大的成就的。
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政府都应该把基础科学研究放在一个重要地位。因为没有任何的商业组织和公司能够在这个方面有任何独立的建树，只有在大学和科研机构当中通过科学家的重视才能够开展。
我在华盛顿特区花了很多时间跟国会、总统进行交流，告诉他们基础研究是多么的重要。我可以用我自己的研究作为一个例子，我们广泛地研究了秀丽隐杆线虫的性器官，我们从这个研究当中也发现了很多在人体癌细胞生存当中出现的化学通路，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发现也让我得到了2002年诺贝尔奖，这样的例子也非常多，比如物理学的激光。人们必须要认识到，基础科学以及发现性的科学真的不知道研究的结果是什么，但就是这样的研究会导致大的创新。
有时实验室已被中文“占领”
澎湃新闻：中国的科学家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奖，您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罗伯特·霍维茨：这对中国而言非常重要，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中国的科学家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已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屠呦呦的获奖实至名归，我和屠呦呦在此之前就有过交集，她是中国第一个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奖的科学家，而拉斯克临床医学奖有着诺贝尔奖“风向标”之誉，我是屠呦呦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奖那年的评委之一。
我相信中国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获得诺贝尔奖，中国越来越强大，中国优秀的人才越来越多，所以我对学好中文也越来越坚定信念。
澎湃新闻：您何时开始学中文，现在中文达到什么水平？
罗伯特·霍维茨：早在1987年，那时候我40岁，我第一次来中国，就被这门语言吸引住了。和上海也很有缘份，我到上海至少10次了，早在1987年的时候，我就在中国开设了生物化学的课程，1991年，我在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担任兼职教授，2002年至2008年我又担任了6年教授。2008年之后我又多次来到了上海，可以说我目睹了过去30多年上海的变化，我很高兴能够再次重返复旦，这30多年来复旦、上海和中国的变化都是翻天覆地的。
每次到中国来，无论是交流还是上课，我的中文水平都会进步一点儿，我喜欢健身，骑自行车在城市穿行，在街头巷尾和中国人搭讪，锻炼我的中文水平，我的中文水平最高时能认识几千个汉字。
我还想说，现在中国的优秀人才已经遍布世界各地，我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里，每年都有很多来自中国的优秀学生和学者，他们用中文记笔记，用中文交流，有的时候你走进我的实验室，根本没有觉得是在美国，而是觉得到了中国，因为这里已被中文占领了。
一位很好的工作伙伴，已在实验室工作了25年的技术员，他也来自中国，他很多时候用中文记笔记，所以我现在也在认真学习，希望学会用中文记笔记，虽然有点难，但是我还会继续坚持，中文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