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同志：
我叫黄海涛，今年83岁，现住天心区城南路街道。
1958年8月的一个晚上，我在武汉市扫街，扫到深夜11时，听到附近一所小学的窗户下有婴儿的啼哭声。循声找去，发现在窗户底下一个装鸭蛋的篓子里躺着一个婴儿，看来是刚出生的，脐带都没来得及剪掉。
年迈的妈妈出门要拐棍，而黄革新出门要以妈妈为拐棍。谢春年 摄
我的丈夫已去世多年，自己没有孩子，但当时已收养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我看着这个小孩可怜，抱着“做好事做到头”的想法，就收养下来，给孩子取名黄革新。
1961年，由于闹饥荒，我在武汉已无力养活自己和孩子，于是回到长沙老家，落户在晏家塘。此时的黄革新已3岁，但由于缺乏食物和营养，患上了天花等病症，送到医院紧急抢救，几死几活，医生都说小孩没救了，我抱着小孩准备去埋。但在路上，他又活过来了，还叫妈妈，并在我的悉心照料下活了下来。但是，疾病让他的耳朵不能听到，眼睛也看不见东西，成了一个又聋又哑又瞎的孩子。
回到长沙后，我没有固定的工作。为了养活一家，我背着孩子四处要饭，一次在讨饭途中过铁路时，差点被火车轧死。我卖过多年的血，到最后，医生对我说：“你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再卖血了，再卖就没命了。”几年后，我进了街道的企业，做过布鞋，背过水泥纸，拖过板车，累活脏活干了不少。这样，黄革新总算熬过了艰难的孩童年代。
然而，长大后的黄革新生活仍然不能自理。在晏家塘棚户区改造前，厕所是公用的，离家有100多米远，黄革新每次上厕所都需要陪同。有几次没有陪同他，他就找不到回家的路，每次都是我与邻居一起在街头找半天才把他找回来。
在痛苦与艰难的日子里，我陪着他一路走过，我成了他的拐杖。如今，我已83岁了，自己也行动不便了，走路都要拄拐杖。去年12月，我将黄革新送到宁乡给人家抚养，但在送抚养费去的路上，3000多元钱被人扒光。没有生活费，人家就不愿带他。
我把后半辈子的精力都倾注在他身上，但现在我年纪大了，已无力再抚养他。我现在惟一的希望，就是在有生之年为黄革新找一个好的归宿。求助贵报为我想想办法解决。 (黄海涛 口述)
附记：接到黄海涛老人反映的情况，记者的心情十分沉重。由于黄海涛没有留下详细的地址，记者几经周折，才在天心区城南路街道办事处古道巷社区找到她的家。黄海涛和盲聋哑儿子黄革新都在家，还没吃早饭，邻居正给他们送来面包。黄海涛说，邻居们对她家十分同情，不时来询问需要什么，并尽力给予帮助。
退休教师周先生告诉记者，他们与黄海涛老人已是几十年的邻居，知道她做了一辈子好事。然而她收养的几个孩子，大的男孩读书后参军了，转业后在武汉，听说现在也做爷爷了。女孩到14岁后也得到国家的照顾，成家立业。这一子一女曾在10年前分别来长沙看过黄海涛一次，以后再也没有与黄海涛联系。剩下惟一在身边的儿子却是个聋哑盲人，每天吃的饭都要送到手上，连上厕所都要细心照顾。
据了解，经过邻居牵线，去年底，宁乡一户人家愿意接纳这个儿子，每个月300元生活费。然而过了两个月，这一家人就把黄革新送了回来，原因是黄海涛没把生活费按时送到。原来，为了能让儿子寄住在宁乡，黄海涛拿出了自己仅有的1000元积蓄，并向几个邻居借了2500元，但在将这笔钱送去的途中，钱却被小偷扒了，到如今黄海涛还欠着邻居2500元钱。
记者就黄海涛一家的情况与古道巷社区取得了联系，社区一位姓黄的大姐告诉记者，社区知道黄家的情况，并特殊照顾给了黄革新每月230元的低保费。考虑到黄海涛老人年纪大了，自社区到天心区的民政部门都在努力为黄革新找一个稳妥的安身之所。(本报记者谢春年)
作者：
2006-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