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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东方周刊》实习记者王吉陆、记者黄泓报道
“奶奶，你家有馍吃么？”
“有。”
“啥馍？”
“白馍。”
“我跟你走吧？”
这是一个4岁女孩和高耀洁的对话。从事防艾工作8年的高耀洁教授每每想起这段对话，都会止不住地伤心。
在河南，高耀洁教授先后统计出164个艾滋孤儿的名单，这些孩子的父母均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病毒而相继离世。现在，经过高教授的努力，他们中的6个先后进入山东曹县，分散在5个村庄的6个善良的农民家庭。
这些孩子最大的14岁，最小的4岁。在这些孩子中，萍萍(化名)最大，被送到新家时已14岁了。2002年，新父母在河南新蔡见到她时，第一个印象是“太可怜了”，很快决定把她带回来。
在农村，领养孩子有两难：一是女孩困难，二是年龄大的困难。她的新妈妈说:“这些事情我们都没考虑，就是想把孩子带回来，让她上学。”
萍萍是个幸运的孩子，她得到养父母的关爱，能够读书，而这164个孩子中的更多人至今依然孤苦伶仃。
大多数孤儿自生自灭
高耀洁所说的“艾滋孤儿”，是那种父母因艾滋病去世，而自身未感染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在生病期间被医骗子洗劫一空。
父母死后，家中一无所有，由于沾染了“艾滋”二字，很少人敢接近他们，他们遭受着歧视、羞辱与贫困。
一个11岁的男孩跟着叔叔婶婶生活，但他们也是患者。不久，婶婶去世，叔叔卧病在床;他饿了，到姑姑家要馍吃，姑姑隔着门给了他一个馍说:“你快走吧，你妨人(克星)……”
在艾滋村，高耀洁听到过无数个这样的故事。“稍微大一点的男孩不得不出去做苦力，在工地上、河滩上装卸石子或挖沙，甚至下煤窑做苦工，稍有怠慢还要挨打。女孩子更惨，十四五岁被那些无赖们、三四十岁的老光棍们盯上，用尽手段弄去做小媳妇。”
已经发现有孩子流落到社会上偷盗，被判劳动教养。
艾滋孤儿一般面临3个问题:生存的问题、受教育问题、心理健康问题，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艾滋孤儿的心理健康问题。高耀洁见到的不少孩子都几乎丧失了笑的能力。
心理变形的一个可怕征兆是仇恨。高耀洁一次在艾滋村中碰到8个学龄儿童，其中一个小男孩握着小拳头说：“我长大要杀了他哩……”
高耀洁很震惊:“你要杀谁？”
“抽我爸爸血的那个人……”
旁边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解释道:“俺这里很多小孩都叫嚷着要杀‘血头’，他们知道俺这里艾滋病是卖血传染的。”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高耀洁很心寒，“这些孩子从小就种下了仇恨，长大以后呢？如果没有人引导，他们将会走向何处？”
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目前中国有艾滋病毒感染者84万，其中病人8万例。已有20万人去世。中国到底有多少艾滋孤儿？目前没有确切的统计。
“阳光家园”的阴影
2003年12月1日，央视《新闻调查》播出了节目：《朱进中和他的艾滋孤儿院》。随后，朱进中和他领养的52个艾滋孤儿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中。
节目播出后，中央电视台5000多位员工，一共捐赠了100多万元人民币给朱进中创办的“关爱之家”。
2003年12月末，由商丘市柘城县政府主办的取名为“阳光家园”的孤儿院落成，“关爱之家”关闭，原“关爱之家”的孤儿都转移到“阳光家园”，捐款也一起转走。
对艾滋孤儿来说，100万元捐款虽然重要，可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身心得到关爱的多少。记者了解到，被接到“阳光家园”的孩子，有一些待了不到两周就陆续跑掉，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在朱进中“关爱之家”所得到的关爱，这些孩子的去向至今仍然不知道。
“阳光家园”究竟是否是艾滋孤儿心中的阳光？高耀洁教授认为，孤儿院的封闭环境容易被社会歧视，在孤儿院里，孤儿们避免不了艾滋的阴影，他们的心理变态仍会继续。他们结拜兄弟姐妹，相互影响。
在那里，艾滋孤儿心理创伤在相互感染，相互放大。
领养能否走出河南
“让孩子们都有父母。”这是高耀洁希望的救助艾滋孤儿的方式，而如果能让艾滋孤儿走出河南，远离让他们难以释怀的阴影，则更有利于他们的成长。
2003年12月18日晚，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高耀洁面谈了3小时，高耀洁向吴仪提出：政府应安排家庭收养艾滋孤儿，并且提出借鉴1960年周恩来安置3000上海孤儿到内蒙古的经验。
2004年2月24日，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主动来找高耀洁，说吴仪副总理很关心艾滋孤儿的抚养。同时，李克强表示支持孤儿分散抚养。
2004年3月2日，高耀洁找到了河南省民政厅副厅长刘保仓，表达了希望政府组织、分散领养艾滋孤儿的想法。刘保仓没有表示反对，只是列举了许多领养不能够进行的因素。
高耀洁说：“地方政府强调领养不能进行，无非是不愿意给自己丢脸，老是说没人愿意领养，其实很多人向我表达过领养的意愿。”
刘保仓则坚持自己的看法，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们欢迎省外的家庭领养孤儿，但是目前来看愿意领养的人还是不多，所以还是希望更多依靠孤儿自己的亲属，祖父母、叔叔婶婶之类的。”
高耀洁的设想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家庭参与艾滋孤儿的收养工作，这些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和广东。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拨通了上海市民政局新闻中心的电话，表示要收养一个孤儿，工作人员热情介绍了一系列领养手续，可当记者表示，想领养一个河南的艾滋孤儿时，电话那头的声音就显得有些冷淡，他说：“你要收养河南孤儿，去河南就是了，我们这里不管。”
想收养艾滋孤儿的上海人不是没有。78岁的张理智教授退休多年，儿女都在国外，张教授表示，他愿意收养艾滋孤儿，让他们受教育。可张教授又表示，收养手续太麻烦。
他翻出上海市的户口审批条例给记者看，其中的第9条规定，“公民在外省市收养的弃婴、孤儿，不能在本市办理收养手续，应到捡到弃婴、孤儿所在地的外省市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办理收养手续，并领取收养证。”
搞了一辈子社会学研究的张教授说:“收养艾滋孤儿，由民政部门牵头，先把收养的法律问题解决就好了，只要解决了后顾之忧，寻找收养人家应该没有问题。”
作为收养艾滋孤儿的成功案例，那6个到了山东曹县的孩子，虽然户口问题还没有得到落实，但是他们仍在养父母的呵护下，健康地成长着。
提起被收养的几个孤儿，高耀洁挺欣慰。孩子们吃得胖胖的，也都长高了。其中最大的女孩立志要读大学;最大的男孩(13岁)把现在的家庭生活看得“像天堂一样”，骑车都唱着歌;一个女孩把高耀洁给她的200元钱从兜里掏出来交给了妈妈……
今年，建议制定“艾滋孤儿养育法”的议案已经提交两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