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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非法医疗机构、私人小诊所就医造成病人伤亡的恶性事故近年来屡见报端。贵阳市卫生监督部门最近多次打击和取缔城区内非法行医的行动，集中暴露出“黑诊所”草菅人命的恶行。而“黑诊所”“打而不死”的旺盛生命力，则令人更为担忧。
－－乡村“赤脚医生” 城市谋生“新途”
“这些毫无医疗条件的小诊所已成为吞噬生命的最大隐患”，贵阳市卫生局法监处杨晓秋处长说，没有医疗条件、更无行医许可，如此令人揪心的“黑诊所”却数量巨大、市场稳固。
记者最近多次前往贵阳市外来人口和打工农民聚居的大营坡和二戈寨片区采访，在这些拥挤、杂乱的住宅区内，走几步就会看到一家小诊所。
在大营坡一片破旧居民区内，街巷墙壁上随处可见诊所广告。记者按照一面墙上歪歪斜斜“中西医结合”毛笔字广告的指引，找到了这家“中西医诊所”。所谓诊所，不过就是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房间，屋内四壁昏暗，一片杂乱。挂在墙上的装各种中药的布袋子，已经落满灰尘。记者四顾张望，也没有看到任何营业执照、医师资格和行医资格证书等。
“医生”是一位50岁出头的乡下妇女，她对记者说，看病的“医术”是家里祖传的，丈夫死后她和两个儿子一起到贵阳，儿子们在外打工，她在家开诊所，主要治痔疮、伤寒和感冒等病，每次看病收费几元钱，一个月能挣二三百元。记者询问怎么个治法，她从墙角拿出一些黑糊糊的干草叶，又指着地上几个饮料瓶说，这些草药和药酒“管用得很”。
记者得知，只有小学一年级文化的她没学过一天医学知识，看病全凭“经验”。当记者要拍照时，她的儿子十分警觉，紧张地询问“是不是要告到上面去，把诊所关了”，并一再向记者解释他们只给熟人看病，不是专门以此为生。
在一家挂着“陈医师医寓”招牌的小诊所，没穿白大褂的医生看记者进来十分紧张，当记者说明不是卫生局的人，这位“医生”才说，前不久他已经被卫生局查了两次，每次损失少说也有1000元。他说自己从织金县到贵阳已经两年，一直开诊所。他很自信地说自己“有实践、缺理论”，表示很看不起附近越开越多的小诊所。“有些纯粹是滥竽充数”，他说，“有个女的在沿海当‘小姐’得了性病，久病成医回来还开起了性病诊所”。又说，现在诊所“竞争激烈”，政府又查得紧，他也是战战兢兢，所以坚持“几不看”：5岁以下的儿童不看、不能自食其力的人不看、上了年纪的人不看、孕产妇不看等。
－－看病价差十几倍 医院不敌“黑诊所”
记者暗访的数家小诊所，条件简陋、环境肮脏，没有一位“医生”学过医学知识，更没有任何合法手续，如此“黑诊所”在城郊接合部的居民区内却生计稳定，原因是其低廉价格和方便服务解决了收入低、文化低的打工者们的现实需求。
“医院哪能进得起，还是这里方便实惠”，一位正在小诊所里输液的中年妇女对记者说，在这里输液手续费只要5元，可到大医院就要几十元、近百元，小感冒在医院就能花去一个月挣的钱，小诊所十多元就行了，如果不是迫不得已，绝对不会进医院。
在二戈寨二戈村，记者挨家挨户采访询问，当地农民的房院几乎每家都有外来打工者租住。从四川省安乐县到贵阳家具厂打工的农民小吴说，他们在这里有两年多时间了，平时头疼脑热的小病就到附近诊所看，开点药打个针最多十几元，大医院不仅治疗费让人承担不起，而且这附近医院很少，想去也不太方便。
得了大病怎么办呢？几位从仁怀县来的农民心酸地说：“如果得了大病，只能回家等死了，医院可不是我们进的。”小吴告诉记者，去年他们同厂一位工友的孩子得感冒在附近诊所打青霉素死了，“医生”也跑了，工友后悔不已。他说，这件事让大家都很担心，但以自己这点收入，讲医疗条件那是奢望。从黔西县大关镇来贵阳的何江琴说，家里有3个孩子，最怕他们生病。前年一个孩子做小手术，没办法在都拉营医院花了4000元，这些钱要挣半年多。
－－打击难度很大 治标还须治本
无证诊所、非法行医虽难禁，但政府部门打击“黑诊所”的力度从未减弱。杨晓秋说，目前非法行医者虽有一定生存基础，但医疗机构人命关天无小事，对“黑诊所”必须坚决取缔。
去年贵阳市卫生局成立了一支专门打击无证行医的执法队伍，日常监督与突击检查相结合。杨晓秋说，贵阳市仅云岩和南明两中心城区内就有非法小诊所160多户，大多无任何行医资格证，多数“医生”根本没有学过医，有些甚至拿着“兽医证”给人看病，许多“医生”连初中、小学文化程度都不具备。他们廉价租住简陋民房，成本低，卫生差，但每天只要有两三个病人就可以维持支出，每月能获取相当的非法利益。
南明区卫生局副局长李开琴说，打击取缔“黑诊所”的工作难度很大，现阶段合法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医药收费管理不善、卫生执法监督手段不力等原因使非法行医者有稳定的存活空间。经常是卫生监督部门前脚取缔，“黑诊所”后脚又重新开张。
“黑诊所”泛滥，究其根源是民工就医困难，而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则是深层原因。
农民工群体生病求医首要考虑的因素是价格，但目前城市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和收费虚高的问题十分突出。据了解，贵阳市人均占有医疗资源和医疗设备量在全国位于前列，但是医院、正规诊所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区，在一些城乡接合部，正规卫生机构无法满足群众需求。
贵州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医保处处长蒋成文说，在我国的现行制度下，城镇医疗保险和救助体系还没有覆盖农民工这个群体，一些来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地区，并且已经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工，也因为异地就诊和转诊制度的不完善很难得到应有的保障。贵州省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虽然在政策上允许企业中的农民工参加医保，但实际上大量农民工就业的私营企业基本上还未进入医保，而且现行的城市医保政策缴费率等具体规定，对农民工参保还有很多制约。
接受采访的各界人士普遍认为，有效解决对农民工群体最迫切最现实的“大病统筹”等问题，尽快结束农民工群体处于医疗保障“真空”状况，才是治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