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会犯许多错误，我们陷入麻烦，然后摆脱这些麻烦，我们再次出现错误……但是最终只有持续地进行改革，这个体制才能正常运转。
是的，我们到现在也不能讲“不摸石头直接就过河”。因此，我们对于“中国
医改基本不成功”的群体反应不是责任追究，而是尽心竭力地寻找良方。
一份在今年初就已经在国务院各大部委传阅的调查报告仅仅因为一份媒体的意外披露而迅速成为年度标志性社会事件。这再次彰显了媒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力量，而当一股过于宏大而又复杂的资讯潮流冲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轻易而脆弱地陷入了“影响的焦虑”，应接不暇的观点占据了庸懒的思维而忽略了事物的原创与本质。
我们试图挣脱出来，在历史的源头与出海口冥思。
关于医改的目标，我们从来没有迷失——对生命健康权利的维护，最起码要做到“患者有其医”；关于医改的制度设计，我们难以找到榜样，依据中国实情似乎才具有最大的确定性；关于改革的成败，我们总是以最大的胸怀去宽慰改革者的勇气；关于未来，我们重新想象“三医联动”（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药品流通体制“三项改革”）。
人的健康权利的要求与发展，是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人的权利。可以肯定地认为，国家是保障健康权的第一基本责任人。我们在谈论医改市场化问题的时候，应该听听这样一句话：“最好的政府是管制最少的政府，但最好的政府也是提供服务最多的政府。”
在医疗保障的制度设计上，我们一度向美国模式（即市场主导型）看齐。这种模式下，公立和私立医院都在市场上平等竞争，政府除了严格监管外，只负责为穷人和老人的医疗埋单。然而，美国模式是独一无二的。美国人均年医疗费用为5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人均GDP才1000美元。市场主导的结果是，医疗服务越来越好，而医疗价格也越来越高。而强势政府主导的“全民
医保”模式同样被认为是，口号喊得越动人，越容易把我们引向歧途。
问题已经显现，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寻找到合适的解决途径。改革挫折之后的理性精神让我们更加审慎地面对改革，而避免莽撞地试错。医改既要增进公共利益、改善公共服务、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同时也是对既有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
从医疗费用的来源和去路分析，医疗费用主要是从药品流通领域和医生两个点发生，而由医疗保险和患者两个点负担。患者和医生这两个点是医疗费用增长的基础。
究竟什么是医疗机构的“合理”发展道路？医疗机构内部机制的理顺将制约整个改革问题的合理解决。“三医联动”改革的关键在于医疗、医药和医保部门之间“结构”的治理，权力、责任和利益在医疗、医药、医保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分配和相互间的钩嵌关系将最终决定结构治理的效果。
《历史的终结》里说，重大事件与报道重大事件的报纸还会继续繁衍，但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有进步了。在这场关于医改的大争论中，我们发现除了新理念缺乏，我们曾经改革的不彻底同样埋下了今天不体面的种子。
回到我们一直争论并维系的生命，它的原则一样被历史定格，由不断的失败和挫折组成，我们惟一的出路是继续走下去。（作者：谭勇）
（转载自《医药经济报》；原题为《历史并未重新开始》）
作者：
自动采集 200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