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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春不久，到大城市医院求医的人又多了。
“来广州以后，才发现广州太大了，人太多了，医院的专家太少了。”广西桂林的朱意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朱意父亲长期患冠心病。春节前，桂林市人民医院心脏科大夫告诉他，再不做手术会很危险。元宵一过，朱意就请假带父亲到广州做手术。
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脏中心在整个华南地区非常有名。到广州后，父子俩住进附近小酒店，通过114挂到一个专家号，等3天就可以了。但专家告诉他们，开春排队做手术的很多，没床位，他们要在广州等一两周。
朱家在广州没亲友，父子俩无奈只好先回桂林。直到农历二月初，才被通知有床位了。于是两人再次赶到广州，3天后他父亲就在省医做了心脏搭桥手术。
“省医的专家解释说，之所以要等上大半个月，是因为我父亲的情况不是那种急重症的，手术在正月做或二月做没什么大区别。”朱意说，那里全国急重症病人很多，床位确实紧张。
与北京、上海类似，广州是医疗重镇，集中了许多医疗资源，有广东省人民医院、中山大学系医院、广州军区总医院等省、部属医院等几十家。
类似朱意家这种异地求医案，每天有成千上万宗。尽管异地就医存在医保报销等制度性难题，同时存在诸多不确定风险，但这些都挡不住病人们对大城市医院妙手回春的渴求。
国内目前医疗资源分布不合理，好医院集中在大城市，好医生聚集在三甲医院。边远地区医院和基层医院缺乏人才和医疗物资，大病看不了，小病拖成大病，大部分患者都喜欢到大医院去看病。
乡镇卫生院、县医院再到北上广的三甲医院，中国患者就像走在迷宫，得了病特别是大病，唯有一个信条，去好医院找好医生。
对比世界顶尖的美国梅奥诊所与北京某三甲医院两组数字可看出一些原因：美国梅奥诊所有1302张床位，医师和研究人员1969名，年手术量29883例，年急诊79542人次；北京某三甲医院有1200张床位，医师和研究人员800名，年手术量40000例，年急诊220000人次。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医改三年评估与回顾——患者篇》报告显示，大医院是“挤死”：37%的患者喜欢去大医院，仅15%选择社区医院；患者在大医院就医较难：87%的患者挂号难，25%觉得流程复杂，22%认为等待看病时间过长。
大医院医生觉得被“累死”：30%的医生每天要看50名以上的门诊病人，53%的医生每天要管理20名以上的住院病人。
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教授凌锋说，科室仅28个医生，一天从早到晚全是手术，一天最多要做20多台，负责120个床位。
中国每千人拥有医生0.5人，美国是2.7人。这变相导致医患矛盾空前紧张。
“强基层”是新医改的目标之一，大量公共资源用在提高基层医院服务能力上，政府希望将病人留在社区与县医院。
广州“十二五”规划甚至提出“社区首诊”、“打造15分钟社区卫生服务圈”。社区首诊就是居民看病应先就近到社区医院，由首诊医生据病情决定是否转诊。为鼓励市民到社区医院就医，广州市医保局两年多前规定，门诊看病可报销，到社区医院看病报销比例比三级医院要高20%。
家住广州海珠区昌岗街的黄姨说，普通感冒发烧，市人民医院至少100多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只要30多元。
但市民不喜欢小医院。黄姨说，去年有次发烧，在社区医院看，“护士连肌注和静脉注射都分不清”，她后来不敢去了。
本报走访广州5家社区医院，门诊病人都较少，住院病人几乎没有。大部分社区医院仅十几名医护人员，配有简单的医疗设备。
林医生说，大部分患者对社区医院技术水平没信心，政府应想法提高技术水平。
(责任编辑：董海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