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堂兄弟品牌：达仁堂缘何生死两茫茫

　　同仁堂兄弟品牌：达仁堂缘何生死两茫茫

　　【品牌沉浮录】系列报道之一

　　“1995年时，天津曾经有过计划，即是将达仁堂制药厂改制成‘达仁堂集团公司’，将天津一些中药厂划归达仁堂，而不是将达仁堂划出去，如果那时候这样做了，也许不会和北京同仁堂出现这样大的差距。”

　　徐晓阳在打一场翻身仗。

　　这位有着日、德留学背景的天津达仁堂制药厂当家人，坐镇在天津中山路当年大军阀唐绍仪幽深大宅（1916年被达仁堂收购），用资本与中药这两种现代化与传统结合的利器，指挥着一个老字号自救行动。

　　“如果再不行动，我们会沦为历史罪人。”4月6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药品安全与中药现代化”研讨会后，天津达仁堂制药厂厂长徐小阳被一群记者堵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被问及最多的不是药品安全，而是“老字号如何自救”。

　　

　　百年恩怨

　　达仁堂与同仁堂一脉相传，但两者处境大相径庭。

　　“达仁堂逐渐深陷地方品牌的危机”，徐晓阳直言不讳。与之相对照，北京同仁堂正快速在全球华人圈攻城略地，大肆扩张。

　　达仁堂与同仁堂为同宗。据史记载，同仁堂创始人乐尊育，是浙江绍兴人。明朝末年来京行医，住在大栅栏的一个客栈里。清康熙八年改串铃行医（走街串巷看点小病）为坐商兼行医，并将所住客栈取名为同仁堂，此为同仁堂之始。

　　1884年，乐氏家族第10世传人乐印川逝世后，“乐家老铺”由四个儿子共同掌管，后称“四大房”。四大房人心不齐，家事、铺事纷乱。乐达仁不忍坐观“乐家老铺”的衰败，愤而出走。1912年，乐氏家族第12世传人乐达仁立志用他在英德等西方国家学到的经营管理方式再造同仁堂，将业务发展到全国去。但同仁堂自创建开始，便有一个森严的乐家族规，不许用同仁堂的名义在外面开设分号。这种墨守成规的经营方式成为同仁堂发展的桎梏。乐达仁只好另辟蹊径，在上海开办了达仁堂。

　　1914年，乐达仁来到天津，并将达仁堂总厂建在天津。1916年，乐达仁在天津中山路和宙纬路交口买下了大军阀唐绍仪的花园，设立总厂，建起了车间，形成了前店后厂的模式。

　　天津达仁堂开业以后，生意一直红火，买卖越做越大。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达仁堂年营业额高达七八十万银元，资产增长了20倍。1942年，即达仁堂开业30年的时候，天津国药企业（包括药店、药栈、刀房、膏药房等），总计有439家，包括当时知名企业万全堂、松茂堂等在内，资本额有781万元，但是达仁堂一家资本额就达414万元，占全市国药企业资本总额的一半多。论实力和影响，天津达仁堂已经超越了北京同仁堂，成为全国中药行业首屈一指的大企业。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达仁堂已经形成全国首家工商一体化的国药集团。”徐晓阳回忆说。

　　徐同时称，建国后，中国每一次政治体制改革，都在达仁堂身上烙下很深印记。1953年，达仁堂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1955年，达仁堂实现公私合营，调整了机构。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达仁堂曾先后两次更名，1966年更名为“天津工农兵药厂”，1973年更名为“天津第二中药厂”，直至1980年5月1日，达仁堂恢复了老牌匾。

　　这个历经历史沧桑的老字号，近些年不经意间正走着下坡路。前不久，一家民间评估机构在市场调研中，所得的数据表明，“达仁堂”老字号的知名度已经不如从前。相反的是，当人们被问及哪些制药企业有知名度时，回答多会选择哈尔滨制药六厂、天津中药六厂、三九集团等新兴的制药企业，而老字号，普遍认同的只有同仁堂。

　　显然，老字号企业的无形资产已经出现了危机。据最新统计数字，目前中国约有70％的“老字号”已经寿终正寝，幸存下来的也大多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中国近200家老字号企业中，经济效益好的不到20％，形成规模经济效益的更是凤毛麟角。

　　中国商业联合会姜明副会长曾分析认为，“老字号”的含义并不是“传统商品”，而应该是“货真价实、优质服务、文化”的象征，是一种商誉。老字号要发展，就得从“文化”下手，把长期积累的信誉增强，更重要的是，要引进现代管理观念，形成规模，不断地创新，这一点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