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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在重庆彩虹工作组，我听到了一个可笑的故事，曾经一名访者来此见到了同性爱艾滋病患者，毫不避讳的与病人微笑握手，而触手言谈之后，这名访者却神色仓皇跑向水池，反复搓洗手，回头瞅见一脸讶然的周生建(重庆彩虹工作组负责人)，乱了方寸：“我真不是歧视他们……我这样做(握手)背负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周生建提起旧事，付之一笑，而大家似乎都默认了这是多数健康人与艾滋病患者接触之后的“本能”反应。或许他们相互握手言笑，内心的距离却遥不可触。
在接到为“世界预防艾滋病日”写一篇应景稿件的任务时，我在网上查阅了许多资料。每年的12月1日前后，艾滋病话题会同时提上媒体议程，媒体话语的愿望都是一致的——为艾滋病及病人赢得更多正确的理解、应有的尊重和真挚的关爱，为病人争取更自由宽广的生存空间。
多年来，一些良知媒体和爱心人士一直坚持代艾滋病人与外界沟通，反复的说，说得透彻。社会认知有了极大进步，但整体上，大部分健康人对艾滋病筑起的防线还没能撤除。在生存恐惧和所谓道德拷问的种种审视下，这道心理防线显得牢不可摧。他们(艾滋病人)与我们，一个躲，一个逃。
“即使走出了直面病情的心理应急期(得知患病后，人们常有恐惧、逃避等反应)，他们却很难走出对社会压力的应急期”，他们仍大都选择做社会的“隐形人”，隐匿病痛，小心翼翼的活着。于是，我在彩虹工作组也听到了耳熟的话——我们不能准确知道他们有多少，他们在哪里。
在彩虹工作组，我见到了几个帅气的同性爱小伙儿，彩虹志愿者中的核心成员，但我没能见到艾滋病人，或者我没能知道哪位是艾滋病人。那里的志愿者，无论是否健康人，都有高于常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害怕艾滋病人被暴露，被猎奇，被伤害。他们是经过申请、面谈、培训等层层过关筛选出来的“圈内人”，仿佛建造了一座密不透风的高墙，拒绝任何假仁假义，窥探隐私。他们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拍照，即使是只定格漆黑的背影，也不被接受。他们内部交流活动，彼此言语谨慎，相互理解认同，在狭小的圈子内可以呼吸几口自由释放的空气。他们最懂得“理解万岁”的真意与分量，他们对此渴盼已久。当梦想还没照进现实，他们对圈外的一切充满戒心。
和任何一个糟糕的病症一样，它的出现，对生命来说绝不是轻描淡写的一笔，它伏击人体，随时可能置人于危险的境地，令人束手无策。不过，艾滋病人的境遇，显然比其他重症者更难受。
周生建见得很多，得知身患艾滋的人顷刻之间的震动表情。“知道患病后，有的人逃出了重庆，有的想过轻生”，他们无一例外的挣扎和困顿过，几个月后，他们才有了稍许平静的情绪和微弱的力量存活下来。“不过，他们仍很脆弱，毕竟，这张身份(艾滋病感染者)不能像其他病人那样，公然摆在桌面上”，否则，他们可能招来“不道德”、“不检点”等简单粗暴的理解，更难乐活。
周生建和他的志愿者们，一直在他们的灰色空间里游走，擦亮他们的心灵，拯救他们的血肉。周生建说，“隐形”着的他们，许多还活跃在社会的各行各业。在生命危险还没降临前，他们和健康人没有区别，他们仍然可以把握现在、张望未来，他们中的许多依旧很优秀、很成功、很阳光。他们最需要的，还是宽容和接纳。
我们达成共识：希望有一天，大家彼此相见，不再心灵交战，一切坦然。但这梦想，还在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