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显示 收起
卫生部门要求降“用药收入比重”，一些公立医院就提高“设备检查收入比重”。一个心血管病人被放7个支架，血管成了“钢铁长城”——“过度医疗”久治难除，而且还不断花样翻新。
“支架放7个纯粹变成卖支架”
济南某公司一位副总经理曾因为心梗住院，接受了支架治疗手术，先后被放进7个支架，前后花了十几万元。
“支架放3个以上就失去临床意义，放7个纯粹变成卖支架。”山东省胸科医院医学工程部主任毛树伟说，就心脏病治疗而言，搭桥手术是最好的方案，但现在医生普遍不愿做搭桥手术，而倾向于放支架。
据了解，国产支架出厂价一般为3000元，卖到医院价格涨到1.2万元，进口支架到岸价6000元，用在病人身上就上涨到近2万元。
不仅因为支架利润多，还因为医生能拿回扣。齐鲁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坦言，“每个支架医生能拿到10％至15％的回扣”。每给病人放一个进口支架，医生至少能拿到2000元。
抗生素滥用，比发达国家高几倍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陈自平说：“往往不需要打吊瓶的打了吊瓶，不该用的消炎药用了，只需用两天的抗生素，硬给用一周。”
许冬梅大夫在临床上发现大量药物性肾损伤病例。山东临沂市河东区一位体重34公斤的未成年患者，只因为感冒，在基层诊所被用24万单位的“庆大霉素”连续打了3天，引起急性肾小管坏死，结果住院治疗一个多月。“这是体重60公斤成年人的用药量，再说感冒不需要这么治”。
据浙江大学医学院肖永红等人调查，我国抗生素原料人均年消费量比一些发达国家高几倍。世卫组织推荐的抗菌药物院内使用率为30%，因为国情等原因，我国卫生部门设置的底线则是60%。
一个人把单位全年医药费花光
“病人检查出肿瘤，家属一般会倾尽所有治疗，认为不治对不起病人。一些医生抓住这种心理，拼命用药、用最好的药。”山东日照市一位基层医院院长说，一支化疗药动辄几千元甚至几万元。这种治疗的结果往往是“人财两空”。
重症监护也存在“过度治疗”现象。记者采访发现，一位退休干部因脑溢血成植物人，在重症监护室（ICU）躺了一年去世，花了100多万元，一个人把单位全年医药费花光。
“进了ICU，没有几十万元出不来。关上门都是给病人用最贵的药和材料。”济南某三甲医院一位主任医师说，像止痛针也用进口的，五六百元一针，而普通的一针仅2元。一根导管国产只要十几元，而用进口的就几十元一根。
一些医院的临床病例显示，领导干部、公费医疗及医保病人，更容易成为“过度治疗”的受害者。
降了“用药比重” “过度检查”更重
为降低医院对药品收入的过度依赖，各地卫生主管部门结合新医改，推出了一些控制性措施。
山东省卫生厅提出，全省县及县以上医疗机构药品收入占业务收入比重，总体平均要控制在44.6％以下，比以前下降2个百分点。
但记者采访发现，一些医院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授意医生多开大型设备检查，如核磁共振、CT等等。
陈自平大夫说，“过度检查”的一个原因是医生经验不丰富，难以判断病情，怕漏诊误诊，所以用设备“大撒网”检查。“另一个原因是医患关系紧张，医生‘免责’意识较强，助推了过度检查。”
医院陷入“技术至上”的恶性竞赛
“过度检查”的最大推手仍是谋利。近几年，不少医院在发展大旗下，争相购买大型医疗设备，陷入“技术至上”的恶性竞赛。
山东一位主任医师说，一台双源CT机1000多万元，一台PECT机2500多万元，一台手术用机器人2000多万元……只要一家医院买，同类医院就会跟风买。“一些省级医院大型医疗器械已超过房产，占到总资产一半。”
最近由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发布的国内CT市场发展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CT销售增长率高达31.5％。
“现在国家规定基本药物‘零差率’了，从药品上赚不来钱，只能多上设备，多开检查。” 山东日照一位乡镇卫生院院长坦言，“我们也在申请购买CT、多普勒、彩超等设备。一次B超20元，彩超一次60元，为什么不淘汰B超上彩超呢？”
从“收入为本”到“病人为本”有多远？
有关专家表示，不实行医药分离，不改变以药（含医疗设备检查）养医，“过度医疗”难题就不可能根治。
记者采访发现，多年来“自收自支、自负盈利”的管理体制，鼓励了公立医院的创收冲动。一个突出问题是：部分公立医院实行以科室为单位的财务核算机制，科室人员的奖金全部从科室收入账上支出。只有多创收，才能多发钱。
山东一家省级医院科室主任透露，医院对科室有一项考核指标，即住院率。如果住院率上不去，科室就要被取消部分床位，科室人员的奖金也会下调。一旦科室住院率不到90％，医生就会被要求多开住院，不该住的病人也得住。
“在这种科室考核制度下，医疗能不过度吗？”这位主任医师坦言，治理“过度医疗”，必须下体制改革的猛药，小打小闹的管理创新没用。
专家表示，医药分离后，各级政府应切实提高对公立医院的补偿水平，并适当提高诊疗费用标准，重点考核医生医德和诊疗水平。（来源：文/新华社 记者：王海鹰）
(责任编辑：董海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