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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网北京1月23日消息 (记者 石勤) 继台湾患者首先将北京蜀国演义酒搂告上北京市朝阳法院之后，近日，又有北京市的17名患者分别在北京市朝阳法院和西城法院状告蜀国演义(蜀国演义在朝阳和西城各有一店)酒搂。据粗略计算，17人的索赔金额将近100万元。22日，部分患者举行了媒体说明会。
据悉，“福寿螺患者状告北京市卫生局”案已经确定本周开庭。19日，9名患者联名向国家卫生部和北京市政府快递申请，建议两部门敦促北京市卫生局局长金大鹏出庭应诉。
请听本网记者对当事人的连线采访>>>
记者：谢小姐，您好！许多听众都非常关心近一时期你们维权是否顺利，为什么要联名诉讼？
谢小姐：首先，非常感谢听众对我们的关心！诉讼肯定不是一种最经济和便捷的方式，绝大多数的患者之所以选择诉讼肯定是无奈之举，在于索赔之路遇到严重障碍(如：原先所承诺的“倾家荡产都要赔”变成了前期费用、出院后的复查复诊费用一概不予承担、对患者态度恶劣到人身攻击的程度)；当然也有一部分患者是出于对推进法制进程怀有一份责任感。
我们想通过这样一场诉讼，让社会公众听到患者的声音以及了解事实的真相，尤其是蜀国演义后期面对媒体与公众以及患者时的不同姿态，以及引发大家对于为何蜀国演义会有敢有如此巨大转变的背后原因的深层次探讨及反思。诉讼程序目前进展顺利。
记者：你们的诉讼请求是什么？
谢小姐：第一、要求蜀国演义在北京地区具有影响力的报纸或刊物上公开赔礼道歉；第二、要求蜀国演义赔偿受害者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第三、要求蜀国演义赔偿受害者一定金额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记者：据了解，你们准备了相关的证据，能不能在这儿说一说核心证据是什么？
谢小姐：首先，是要证明是蜀国演义的违法行为导致消费者感染上广州管圆线虫病，二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其次，对于蜀国演义的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事实及结果的举证工作，包括消费者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再次，对于精神损害赔偿主张，也搜集准备了相应的证据。事实上，我们很清楚，我们国家无论立法还是审判实践中均不太支持“惩罚性”的精神损害赔偿，但我们想说，既然我们国家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也是从无到有逐步建立起来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在考虑侵权行为地的平均经济水平及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的情况下，通过这样一个受害者达160名之多、涉及的是关乎老百姓生命健康、食品卫生安全领域以及最终被界定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具有重大社会影响性的案件，对促进提高精神损害赔偿的判罚标准作一定程度的尝试。因为我们始终认为，若不法行为的成本低、利润高，就不足以更正致害人的不法行为，不足以警戒社会，更不可能防范侵权的再次发生。
记者：据了解，“福寿螺患者状告北京市卫生局”案将在本周开庭。9名患者联名向国家卫生部和北京市政府快递申请，建议两部门敦促市卫生局局长金大鹏出庭应诉。作为9名患者之一，您认为在去年的“福寿螺事件”的处理上，北京市卫生局存在哪些不当行为？
谢小姐：先来回顾这样几个时间点：2006年6月24日，本次突发事件中的首例病例已在友谊医院获得确诊，友谊医院亦随即通过北京市疾控中心向北京市卫生局进行了相关疫情的报告；2006年7月11日，北京市西城区疾控中心已经从肇事酒店采集了福寿螺样品并且从中检测发现了广州管圆线虫幼虫；但直至2006年8月9日，蜀国演义酒楼的该道凉菜方停止销售；直至2006年8月17日，北京市卫生局方向媒体和社会通报及公开了本次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而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众多消费者正是在此期间食用该菜后无辜染病。
所以，我们认为，作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所辖行政区域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负有法定的职责与义务。然而，在本次突发事件中，北京市卫生局在已经接获医疗卫生机构疫情信息报告后长达1个多月的时间里，未及时组织力量对所涉事项进行立案调查、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以及及时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正是由于北京市卫生局该等不及时履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职责的不作为行为，侵犯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并最终导致消费者损害事实的发生及扩大。
记者：据我们了解，您是一位律师，您提请行政诉讼的直接目的是什么？
谢小姐：首先是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议，保护自身利益；但是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建立权力制约机制，实现依法行政。
我们认为，如果行政官员能够亲自到法院倾听申请人的心声以及参与法庭的审理过程，亲自参与解决‘官民之讼’，就可以最直接地了解法律的具体规定，了解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呼声，及时发现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对今后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及加快法治政府的建设进程都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