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禹锡的故事是一个典型韩国式“个人奋斗”故事，是“大长今”的现代版。
一个5岁失父的苦孩子，从小帮母亲照料病牛，因而立志当兽医。获博士学位后，未能顺利在汉城大学获得教职，于是卖房买牛，进行
人工授精实验，后来终于进入了汉城大学。黄禹锡1993年在韩国首次培育出“试管牛”，1995年培育出“超级奶牛”，1999年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体细胞克隆牛，2003年又首次在世界上培育出“抗疯牛病牛”。
2004年，黄禹锡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
论文，称自己成功克隆了人体胚胎，从而声名大噪，成为韩国的“民族英雄”和偶像级人物。2005年末，黄禹锡的这一研究渐被质疑和揭露为“造假”，不仅黄禹锡个人身败名裂，而且韩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也受到了极大的创伤。
从黄禹锡的经历和个性而言，他从小孤苦，长大勤苦，一心专力做事，是个优秀的研究者，并无浮华的俗世追求。有论者认为，他成名之后，便承受了极大的社会压力，要“大干快上”为国家争取更大荣耀，于是不幸堕入“造假”的迷途。黄禹锡本人尚未对事件本身做出解释，人们对他的心路历程现在还不得而知，有关调查的详情还未全部公布，真正可信的分析还要等等看。
从通常情况看，作为社会关注焦点的偶像或公众人物，往往会承受种种社会压力。其中之一就是“期盼”压力，他们必须做得更多，以“不负重托”。这种压力可能使当事人做事时动作失形、语言夸张、急功近利，更甚者会不择手段地违规乃至“造假”。在有些行业，如演艺业，偶像去迎合受众而浮夸一点，无伤大雅；即使作假（如假唱、找替身演员），似也不构成职业的致命伤害。但是，科学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职业，在这方面作假而被
曝光，便是“身与名俱裂”了。
不久前，有香港学者称，中国内地“够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还得到某种民意调查的数据支持。在中国改革的大潮中，经济学一直是“显学”，经济学家很红，乃至具有了某种偶像地位，有了太多的社会活动，有了太多的表演性，甚至可能有了利益纠葛。名一旦滥用，如钞票滥发，势必贬值，以至危害整个职业的信誉。
从社会关注的角度看，对偶像的期望似乎应更趋于理性有度，不要“善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否则，大红大紫之后是大黑。
鲁迅晚年曾表示，想写一部对“猛人”的“包围新论”，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症结。所谓社会关注，实际上也是一种目光的“包围”，它是有强大影响力的，也是有强大杀伤力的。未成名者往往想进入目光的“围城”，成名者则被置于“炉火”之上，看你能否承受它的热度。（黄晴 作者是人民日报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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