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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赏之下必有贪夫——从另一角度看黄禹锡

来源:文汇报
摘要:语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赏之下必有贪夫。施昂是德国人,被贝尔实验室看中延聘到美国,作前沿探索性科学研究,在世界最著名的科学期刊《科学》和《自然》连续发表多篇论文,目标显然瞄准诺贝尔奖。人们开始对施昂论文的可靠性产生怀疑,经细查后发现,内容截然不同的论文中实验曲线竟然有雷同之处,甚至连细部都一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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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数学家陈省身说:诺贝尔未设数学奖是数学界的幸运,数学家可以专心致力于研究。此话出于一位获得沃尔夫奖(数学界之首奖)的数学家之口,令人不胜感叹。

        语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为重赏而来者固然有勇夫,但也引来贪夫,他们只是贪图重赏,为之不择手段。有道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贪夫之欲只为赏。重赏之下必有贪夫。

        诺贝尔奖可能是学术界最受重视的大奖了,不仅逾百万美元的奖金具有诱惑力,而且获奖者一举成名,各种殊荣接踵而来,名利双收莫此为甚。如此重赏确实引来了一二贪夫。

        贝尔实验室(Bell  Labs)是美国最著名的私营企业研究机构,成果累累,名家辈出,先后共出了11位诺贝尔奖得主。贝尔实验室素以严谨著称,不幸出了一名贪夫。2003年3月5日,贝尔实验室发表专门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公布施昂(Hendrik  Schon  )在研究工作中弄虚作假的事实。施昂是德国人,被贝尔实验室看中延聘到美国,作前沿探索性科学研究,在世界最著名的科学期刊《科学》和《自然》连续发表多篇论文,目标显然瞄准诺贝尔奖。但不久就发现问题,同行试图重复施昂的实验,却无法证实其结果。人们开始对施昂论文的可靠性产生怀疑,经细查后发现,内容截然不同的论文中实验曲线竟然有雷同之处,甚至连细部都一模一样,显然是弄虚作假。真相大白后,《科学》和《自然》共撤销了15篇施昂发表的论文,贝尔实验室将他解聘。施昂人很聪明,研究领域又是科学前沿,如果踏踏实实地作研究,学术前途是广阔的。可惜他为名缰利锁所缚,落得个贪夫之名,葬送了自己的前途。贝尔实验室也因之而蒙羞。

        无独有偶!最近韩国也出了一名大贪夫黄禹锡。在他弄虚作假的丑闻未曝光时,黄禹锡不仅是韩国科学界的明星,甚至被誉为国家英雄。黄禹锡是首尔国立大学的生物学教授,从事复制动物及干细胞等前沿探索性研究,近几年来不断发表惊人的突破性研究成果。韩国政府曾拨6500万美元支持黄禹锡的研究,另拨1500万美元为他建立“世界干细胞中心”。黄禹锡及合作者在2005年5月《科学》发表的复制人类干细胞论文,在全球科学界引起轰动,被列入2005年十大科学新闻(现已撤销)。黄禹锡的问题出在关于复制人类干细胞的两篇论文严重造假(前一篇发表于2004年3月《科学》)。2005年的论文宣称已复制出与个人基因相匹配的11个干细胞系,经首尔国立大学核查全为捏造。更恶劣的是,他用掉包手法获取假实验结果。此事公布后舆论大哗,《科学》撤销其发表的论文。黄禹锡被迫辞职,检察机关立案调查,禁止他和涉案其他九人离开国境,如被定罪,最高可判10年徒刑。黄禹锡从国家英雄沦为韩国之耻。黄禹锡丑闻震撼韩国政坛,两名部长级官员引咎去职。

        据《纽约时报》报道,53岁的黄禹锡出身农家,苦读出道,学术上有一定造诣,他曾主持复制出世界第一只克隆狗,被认为是具有相当难度的重大成果(据调查并非造假)。黄禹锡复制人类干细胞的论文内容如属实,不仅是重大学术突破,而且开辟了利用本人基因治疗某些疑难病症的新途径,得诺贝尔奖也并非不可能。可惜他贪图名利不走正道,在重赏诱惑之下沦为贪夫。

        请别误会,我并不一般地反对重赏。如谨慎考核,公正评选,赏得其人,确有积极作用。以诺贝尔奖为例,一百多年来,其自然科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对科学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

        防止重赏之流弊,关键在于识别贪夫。

        贪夫特征之一是造假,为防止鱼目混珠以假乱真,学术界采取了一些措施:实验结果要重复验证,科学论文须同行审核,道德以自律,立法以规范。防止造假最有效的办法是让时间来考验,有些造假一时不易识破,待以时日狐狸尾巴终究会露出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除个别例外,一般在研究成果发表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授奖。让时间老人把关,百余年来尚未听说有发错奖的。

        贪夫特征之二是采用非学术手段。黄禹锡有意将研究人员分为几个互相隔离的小组,使他们不了解研究工作的全貌,以方便造假。黄禹锡在2004年一份关于复制人类干细胞报告中,将总统科学顾问朴基永列为共同撰写人,她是植物学家,与人类干细胞复制风马牛不相及,个中奥妙不言自明。黄禹锡热衷于作宣传、拉关系,他到处演讲、上电视、开新闻发布会,鼓吹干细胞研究之重要性。宣传对象遍及学术界、教育界,甚至包括法官、检察官及总统府官员。有人批评他参加社会活动过多,黄禹锡辩解说:“我是生物科技的福音传教士。”“福音”果然降临!他主持的世界干细胞中心成立大会,卢武铉总统亲临剪彩。韩国政府视黄禹锡的技术为“会下金蛋的鹅”,不仅拨巨款资助,而且替黄禹锡一路开绿灯,专门为之制定“生物伦理法”。首尔国立大学一位参与制定该法律的教授说:“生物伦理法与维护生物伦理关系甚少,主要目的是给予黄禹锡法律支持。”

        黄禹锡沦为贪夫咎由自取,但也与他所处的环境有关。韩国民风好胜要强,在发展经济方面一贯急行猛进,其集成电路、家用电子产品及造船等工业直逼经济大国日本。韩国政府将发展生命科学技术定为“下一代经济增长之发动机”,黄禹锡心领神会,曾发豪言:“我的工作就是将韩国国旗插上世界科学之顶峰。”他们忘了科学与工业不同,韩国工业主要是模仿先进国家的技术,科学则要创新。尤其是如生命科学这样的前沿探索,决不能急功近利走捷径,否则欲速则不达。

        造假也好,采用非学术手段也好,贪夫之本质是对科学的背叛。科学之目的是求真理。真正的科学家是不在乎奖赏的,他们神游于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生命之妙、意识之谜,参天地之造化,究万物之至理,怡然自得,乐在其中。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古希腊先哲阿基米德在被杀害前,正凝视画在地上的几何图形思索难题,他怒斥入侵的罗马士兵道:“别破坏我的几何图形!”这些先哲为闻道求知,连生死都置之度外,区区奖赏何足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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