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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永珍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专业擅长白内障、青光眼的临床治疗，被称为北京市人民医院眼科的“三大快手”之一。先后在德国、美国进修学习。获国家发明专利一项。1999至2000年，在“健康快车”上任医务主任，自己服务期满后，还经常上车，指导车上年轻的医生。
对眼科大夫来说，最大的满足是看到病人重见光明。
说老实话，我的生活特别简单，甚至可以说特别土。记得在山西站工作的时候，电视台要拍一个“健康快车”的电视剧，编剧拿剧本来给我看，是不是属实，我一看就生气，上面说到医生想家，心情不好，就到酒吧去喝闷酒。这哪里是“健康快车”的医生干的事儿！我们整天工作，每天一个人做十几台手术，一天下来，累得就想睡觉。况且车子停的都是偏僻的地方，哪来什么酒吧？太不切实际了。不要说在农村，就是在北京，我们也很少去娱乐场所，忙专业，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从来都是医院和家里两点一线。对一个眼科大夫来说，最大的满足就是看到病人重见光明，别的精神享受都是次要的。还好，编剧很尊重我们的意见，把那些不合实际的情节都删掉了。
为了上车服务，放弃去德国进修。
1999年，我们医院承担“健康快车”的医疗工作，本来我是要去德国进修，已经得到“中德学者交流中心”的奖学金，签证都办好了。但时间和“健康快车”的工作冲突了。考虑到这事儿的重要性，医院方面也觉得我去更放心一些，所以就放弃了进修。不过，我也不觉得可惜，进修的机会还多，下乡工作一年的机会更难得。
要满负荷工作，才不觉得无聊。
其实在“健康快车”上的医疗工作，对我个人的专业发展没什么大的积累，但我还是觉得值得去。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城市里的人就医方便，也有经济能力，农村里的人缺医少药，要不是这样扶贫性质的医疗活动，他们能治病的机会很少很少。所以，这就比普通的医疗工作更有意义，我们做医生的成就感也更高。只是车上的生活很单调，更重要的是那一年时间和外界的联系很少。而医学的发展，日新月异，你接触不到各种新技术新进展，马上就会落后，这是让我不太适应的地方。但接受不到新东西，我们可以把自己知道的告诉相对落后的地方医院，那一年，我们搞了好多学术活动，跟地方上的同行交流。每天，我也是希望满负荷工作，这样才不觉得空虚无聊，有时候病人送来的不及时，我都会着急。
支援西部，是早已有的梦想。
我是个理想主义者，似乎不太适合做医生，86年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几个女生住在宿舍里，看到《中国青年报》上号召青年知识分子支援西部，去落后地区工作5年。我们热血沸腾，联名给报社写了封长信，响应号召。大家谈得特别兴奋，一夜没睡，觉得自己对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有着神圣不可推卸的责任。结果报社没理睬我们，大概觉得我们是一时冲动，结果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工作了，我也喜欢到各地去参加医疗活动，过过不同的生活，有不同的体验。我们自己也经常搞“医疗下乡活动”。我想，我的很多同行都会希望到“健康快车”上来工作一段时间，换个环境，接触些城市里接触不到的病历，还有，感受一些城市里缺少的淳朴和真挚。
不符合条件的，坚决请回。
大概是因为我的理想主义，所以人家都说我爱憎分明。在“健康快车”上工作的时候，我经常提议星期天大家到病人家里去做家访，一来看看他们恢复得怎么样，二来也看看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有些病人家里真穷，什么都没有，真正的“家徒四壁”，我们都特别感动，走的时候给病人捐点钱，有时候带点自己的旧衣服。但是有个别病人，一看就是家庭条件还不错的，也来占扶贫的名额，我就遇到几个：一个男病人，他的眼底有问题，手术后的效果不会太好，而且他是一只眼睛白内障，所以我就跟他商量，看是不是不做了。他听了，从口袋里掏出一部手机来，要给儿子打电话。我一看特别生气，告诉他不用商量了，请回吧。手机都用得起，来“健康快车”干什么！还有一个老太太，戴着金戒指金耳环，开始我没说什么，心想这可能是年轻时候置办下的吧。结果到吃饭的时候，老太太嫌车上供应的饭不好吃，叫她闺女倒掉了给买好的，我看见了，马上请她回去，挑到这个程度，可见家里不缺钱。像这样不符合条件的，坚决请回，说什么也没用！
我回去的时候，女儿像个小叫花子
99年底，完成工作可以回家了，走的时候大家都依依不舍，能过一段那样的集体生活，对成年人来说，是很少有机会的，很难忘。到北京的时候，我先生带着女儿来车站接，女儿当时4岁。下了车，一看到父女俩，我都笑了，女儿像个小叫花子，衣服穿得乱七八糟，脸上抹得跟小花猫似的。我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是做基础物理研究的，一扎到实验室就特别忙，所以我不在的那段时间，女儿送了全托。见了我都不跟我亲了。
降低先天性眼疾的发生，是农村治盲的关键。
来“健康快车”上治病的人当中，有很多是小孩子，其中绝大部分又都是先天性的。像我做过的手术里，就有4个月大的、10个月大的，一、两岁的就更多了。而这种情况在大城市，基本上见不到，而白内障遗传的原因，到现在还没有定论。我觉得医疗扶贫，在治疗现有病人的同时，还应当注重预防，降低先天障碍的人口，从长远来看，这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关键。为此，我给卫生部写了一个《建议术前术后的调查》。
在遵义，一家人里，有5个都是白内障，父亲还是个聋哑人。我们能一次将他们5个人的眼睛都治好，但他们的下一代，很有可能还是白内障。还有在重庆的万盛，一个妈妈本身有先天性白内障，她的三个孩子中，有两个都遗传了，孩子们的两个舅舅也是白内障。看到这种情况，我一直在想，“健康快车”在开展医疗工作的同时，附带上一些研究，包括长期追踪术后病人，研究遗传病史，普及预防知识，从而降低先天性眼疾的发生。我想，这是农村治盲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