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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伍：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1999年毕业于 ，获得博士学位。1999年-2000年，在第二列“健康快车”任医务主任，全权负责列车医院上的医务工作。服务的站点有：贵州-遵义、广西-河池、青海-平安驿、河北-平山、重庆-万盛。
当时我32岁，硬着头皮上了车。
1999年，医院领导提出派我去“健康快车”当医务主任的时候，我特别犹豫，怕不能胜任。因为在单位，碰到棘手的事情，可以向领导请示、向导师求教，可让我带着一个由8个来自不同科室的同行到偏远的地方独立工作一两年，我还真有点怕，最怕的就是出医疗事故。当时我32岁，带的队员平均年龄也就30岁，真感觉肩上的责任沉甸甸的。没办法，领导让放手去干，我也就硬着头皮上了车。
对一个眼科大夫来说，在“健康快车”上工作的经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从上了车的那天起，我的神经就一直紧绷着，不敢有丝毫懈怠。每天我和另外一个眼科大夫要做二十多例手术，多的时候要完成三十多例。虽然很累，压力又大，但收获同样很大。要知道，我们医院眼科一年的手术量大概是两千例，其中白内障的手术占了一半，也就一千例左右。而且，这一千例手术是由20多个眼科大夫共同完成的。像我这样资历浅的年轻医生，做手术的机会就更少了。可在车上，我们每一站都要做一千例，算下来，我自己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做了两千多例手术。这个数字，对一个眼科大夫、尤其是年轻的眼科大夫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因为手术的量是医生累计经验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手术完了，病人却没有知觉，当时我的头发都立起来了。
千小心万小心，还是出了岔子。我们在青海站的时候，地方上送来的一个病人，手术前一检查，发现他的血糖高。糖尿病患者如果动手术，会出现并发症，车上急救的设备不全，所以对这些患者，我们都是让他们先到地方医院去治疗，把血糖降下来，再到车上做白内障手术。当时，这个患者挺失望地下车了。过了几天，他第二次上车来，一查，血糖还是高，没办法，只好劝他回去尽快降血糖。等他第三次上车来，血糖正常了，我们都为他高兴，安排第二天做手术。手术很顺利，十多分钟就做完了。成人的白内障手术是局部麻醉，手术中病人是有意识的，手术完了，一扶病人，照理他自己就起来了。可是，我一推，他没动，我的头发一下子都立起来了——难道病人死在手术台上了？赶快急救，一测血糖，只有 ，而正常人的应该是600多 ，差了 。他怎么能不休克呢！赶紧推了一针强补糖剂，也才200多。药打下去，病人慢慢醒过来，我的背上都已经汗湿了。后来才知道这个患者没有钱去医院控制血糖，从别人那里听说不吃饭血糖就会降低，由于复明的愿望特别强烈，加上不了解这样做的后果，就采取了极端的做法，连着三天没吃饭。从那以后，我们的术前把关更严了。
导师批评“不思进取”
遗憾的是，我在“健康快车”上累计的经验，一直没形成论文。那两年，我的心思都花在治疗病人上，没出论文，导师都批评我“不思进取”了。医学论文是最要求严谨的，一般在做了大量的病例后，还要随访病人，最少要观察半年，得出的结论才是可靠的，才能拿来做论文的依据。我们在每站只停留三个月，也不知道那些病人现在的情况怎么样。真希望能有机会，去挨个做回访，一方面可以帮助自己作论文，一方面也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别的医生。
医生的价值，在车上能得到正常的体现
说这话你可能不以为然，但从某些方面来说，确实是这样。城市里的人得到信息和知识的渠道多，对自己的病情也比农村和偏僻地方的人要重视，这是好的。可让医生头疼的是，城里的患者对自己的病情一知半解，他从一些带夸张成分的广告、报道中得到一些误导性的消息，然后用这些去质疑和影响医生的治疗。在“健康快车”上的病人就不一样，他们朴实单纯，对医生很信任，我们也能专心工作，这样积极的配合使治疗效果很好，我的心情一直也特别好。
一小包瓜子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小时侯家里也很穷，但是我们在“健康快车”上遇到的一些患者，他们的贫困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记得在河北省平山县，有一个患老年性白内障多年、双目失明的老太太，我们为她做了复明手术以后，老太太特别感激，专门从家里拿来一小包瓜子，一定要我们收下，她说家里没有别的象样的拿得出手的东西，只有这点瓜子。车上有规定，我们也从来不收患者送的任何东西，可是老太太留着泪非要我们收下。你说，叫我们怎么吃那包瓜子？这件事到现在想起来，心里还特别难过……
生在偏远地方的人要为生存付出更多的努力，城市里的人应该为他们做些事情。
我们每周可以休息一天，当地也常为我们组织一些游览的活动。记得在游览青海湖的时候，车子出了市镇，越走越荒凉，要走很多里路才有一户人家，当时我特别感慨，觉得生活那里的人真不容易，他们要为基本的生存付出更多的努力，根本没有条件来谈医疗。所以，像我们这样生活在城市里，享受现代生活种种便利的人，真应该为他们做些事情。
不用显微镜，手术后病人视力恢复到1.0。
在“健康快车”上工作的时候，我结识了很多地方上的医生，都是同行，工作条件却相差很远。记得我们参观过青海省互助县医院，医院经费紧张，常规的眼科设备都买不起，但他们一样治病救人。当时那里有一位眼科医生，在没有显微镜的情况下，用肉眼做白内障手术，术后病人视力恢复到1.0。而像我这样大城市里的眼科医生，用的都是最好的设备。包括在车上，我们的设备在当时国际上都是一流的。当地人夸我们医术高，那是因为我们有好的设备，好的学习机会。所以，我觉得自己没什么可骄傲的。
医生做的，只是画龙点睛的工作。
为偏远地方贫困的人做手术，我们医生得到很多的赞美，其实，有很多人都为“健康快车”做了努力，只是他们的工作不容易被看见，媒体都忽略了。如果把“健康快车”这个事业比作是造一条龙出来，那么，医生做的，只是画龙点睛的工作，整个龙的架子是由更多无名的人搭起来的，他们做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艰苦和烦琐的工作，比如前期的层层筛选检查、中间的组织宣传，后期的安置等等，还有连我们都不知道的、却不可缺少的工作。
回到北京，好长一段时间都不适应都市的生活。
在车上干了一年多，要不是爱人生孩子，我还不想回北京。在车上，生活虽然单调，但心里很充实。回来后，每天在医院上班，忙了一天，却没有充实的感觉，还要应付评职称、分房子、搞好人际关系等等杂事。看病的时候又要考虑医患关系，特别累心。在车上虽然工作压力大，但心里很单纯，每天都有收获。回到北京后，觉得城市生活特别浮躁，不由得怀念车上的生活。我调整了一两个月才适应过来。如果有机会，真希望还能去车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