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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告负 ●第二次：略胜一筹 ●第三次：陷入困境
编者的话：
提起中医，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一位古稀老人，在风雨飘摇中蹒跚地走来，小心挪动着命运多舛的脚……
近日，中南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张功耀，在网上发起了“取消中医”的签名，短短几天的时间，应者云集。曾经被视为“中华民族瑰宝”的中医，在人们的讨伐声中，再一次陷入困境；这位老人，也再一次被下了“病危通知”。
此次“医史钩沉”回顾中医历史，不为驳其“以讹传讹”之说，亦不为正其“有科学性”之名，唯求用最客观的语言记录这位“老人”的风雨历程。
20世纪前的“一枝独秀”
追溯中医的历史，恐怕要从远古讲起。早在那时，我们的祖先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某些食物能消除病痛；在使用石器的时候，创造了砭石、骨针疗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等。
此后的几千年，从《黄帝内经》，到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被誉为中华民族瑰宝的中医，在顺境中发展着，并形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
然而，正所谓“物极必反”，鸦片战争后，尤其是20世纪，西医大规模进入后，随着国人对西医的态度由怀疑转为信服，中医正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一次论争：中医告负
1912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当时的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学校条例中，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而把中医挡在门外，也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消息一经传出，引起了轩然大波。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率先发表言论：“教育部定章，于中医学校之课程，删中医科目，是可忍，孰不可忍。”自此拉开了中西医第一次论争的序幕。
1913年，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汪大燮再次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随后，教育部公布的教育规程均弃中医于教育体系之外。
于是，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和同仁堂、西鹤年堂等药业人士，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要求将中医纳入医学系。迫于压力，政府只得一面搪塞说废除中医的政策不会实施，一面仍拒绝将中医列入教育计划。中医界的第一次斗争就这样失败了。
西医误诊梁启超
第一次中西医论争中，梁启超是站在西医一方的。然而，1926年，他的病成了中医支持者们对西医发起反攻的有力武器。
3月8日，梁启超因尿毒症入北京协和医院。经X光透视，医生诊断为癌。梁启超的弟弟梁仲策问医生：“不一定是癌吧？”医生答：“不一定不是癌。”再问：“怎么治？”再答：“全部割除。”手术后解剖此肾，果然看见其中有一樱桃大的黑点，却非癌症。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仍带血，且查不出病源所在。
如果仅是一件普通医疗事故，重提这桩旧案，意义不大。许多人关注此案，是想将争执多年的“中医西医孰优孰劣”问题，再付表决。所以，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事件一经传出，西医立刻成为众矢之的。原来，梁启超入院前，曾请京城“四大名医”之一萧龙友把脉，诊断说“不是急症”，不就是尿里有血吗，“任其流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而在西医那里割掉一个肾，得出的结论也是“无理由之出血症”。
梁仲策的《病院笔记》中对西医略有微词：“中医之理想，虽不足以服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中医”。而徐志摩在《我们病了怎么办》一文中也提到：西医所谓“科学精神”，原来是“拿病人当标本看。你去看你的眼，一个大夫检查了一下出去了，再换两三个大夫来看，究竟谁负责这病，你得绕大弯儿才找得出来。”
两篇“声东击西”的文章一经登载，便惹恼了鲁迅。7月5日，鲁迅发表了《马上日记》，开篇便将矛头对准徐志摩等人：“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生；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当时舆论对西医的谴责和攻击，占压倒优势。
1929年的“废除旧医案”
正所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五四运动”后，中西医之争愈演愈烈。在地质学家丁文江的书中就有这样的对子：爬山、吃肉、骂中医，年来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可见，“骂中医”成了西化知识分子的“饭后运动”。
1929年，民国政府的“废止旧医案”，终于引发了中西医的第二次论争。这次论争，直接关系到中医的存亡。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围绕“废止中医”问题，余云岫、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议案，列出了限制中医开业、不准办学等方法。考虑到提案过于激进，中央卫生会议权衡再三，最后通过的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实施办法缓和了许多。规定了废止中医的三条原则：“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为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
议案一旦实施，中医废止便仅仅是时间问题了。因此，提案刚公布，首先便遭到了上海中医界的反抗。3月17日，全国28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组成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社会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取缔中医就是致病民于死命”等口号。
主张废止中医的余云岫、胡定安等，纷纷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废止中医的言论，回应中医界的批评。论争充满了火药味，并上升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不愿意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件而引起社会较大的动荡。时任卫生部长薛笃弼，更是急于将这场风波尽快平息。他一再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并向请愿代表当面表态：“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不久，请愿团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第二次论争以中医界胜利告终，中医界也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建国后的第三次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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