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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班给有钱的老板开班，让他们没事来听《易经》，我称之为一种文化桑拿，跟没事了去蒸蒸桑拿浴是一样的。
撰稿／汪 伟(记者)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杨念群教授新著《再造“病人”》一书，被史学界誉为新的体例创造。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杨念群用400多页的篇幅，讨论了中国近代以来医疗行为发生的改变。这种改变表现为中西医之间的冲突，本质上却取决于中国政治的转型。
《新民周刊》：现代以来，中国传统医疗变成一种“地方性知识”，在传统与现代的转换中，对“地方性知识”的批判是很多的，对中医的攻击持续至今，还能形成社会潮流。
杨念群：中医被批判有一个重要问题，不在于其疗效，而是其是否符合“科学”的标准。“科学”标准变成了一种医学合法化的依据，而且是唯一的标准。被攻击的命运不只属于中医，这也是中国传统人文科学的命运。中医不仅是西方意义上的科学，它混同于中国的传统，它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传统的生活氛围中的要素。其中的原则、标准和理论不仅仅是“科学”这一体系能够评判的。当我们判断事物的标准变被西方科学所统一，必然会对中医产生排斥。这和中国传统诗歌的命运一样。
《新民周刊》：这个类比合适吗？诗歌和中医面对的对象是不一样的。
杨念群：“对象不同”这句话背后隐藏着“科学”的分类原则。这个分类原则也是西方科学标准的一部分。
《新民周刊》：如何评价今天要求中医退出医疗体制的声音？
杨念群：今时今日还完全从科学主义的角度出发评判中医，我觉得是无知甚至是可耻的。虽然争论不能怀疑对手的动机，但是我怀疑这些观点背后的动机是作秀。这些年来，科学主义已经受到了批评和清算。注意，清算科学主义不是评价科学的好坏；任何原则变成主义之后，就会狭隘简单地看待和处理问题。
《新民周刊》：你在书中说，“中医在近代受攻击的最核心原因是医疗行政能力的阙如，特别是在预防功能上与西医的最终差别”，这与中西医的学理基础、治疗手段、治疗效果的差别有没有关联？
杨念群：中医缺乏医疗行政能力和防疫功能和它的治疗能力当然是有关联的。中医面对的是个体，西医面对的是群体，西医发源于西方教会系统，首先面对的是教会救济系统，教会进入中国传教之初，也主要是救灾赈灾的方式，所以西医有面对群体的传统。中医则是分散的，它适应的是农业形态下交通落后通讯不便的状态。在历史上，中医并非没有进行防疫实践的例子，但是它有防疫的功能却无预防的理念，除了在宫廷里，在庞大的国家体制中，没有一个与中医对应的医疗系统，也没有进行防疫的社会动员的能力与机制。
《新民周刊》：中西医的冲突为什么会在短短数十年内就以中医需要不停自救而收场？
杨念群：中医变成了医院，失去了生活、文化中的环境。这就和国学一样，没有科举制度，没有传承，没有书院，国学也就难以存在。
《新民周刊》：如何评价中医城市化、科学化、标准化、国际化的努力？这种努力的前景如何？
杨念群：中医标准化可以探索，但是要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不能采用西方的标准。但我反对国际化。国际化有什么必要？科学化提了很多年，现在是不是应该倒过来提一提？分享中医的经验，有很多渠道，不一定都按照西方医学的标准和体系将中医改造成那个样子。从前中医传承采取的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比较保守，担水劈柴不到一定的时候，不会教你。1949年之后，很多中医把自己的方子贡献出来，大家都能够分享。
《新民周刊》：这会不会导致中医边缘化小众化？
杨念群：中医边缘化、小众化的命运是必然的。它们生存的文化和生活空间已经消失了。正如国学的生存环境已经流失了，强行把它楔入现在的教育体制，所谓重振实际是一种扭曲，变得很可笑。国学班给有钱的老板开班，让他们没事来听《易经》，我称之为一种文化桑拿，跟没事了去蒸蒸桑拿浴是一样的。中医和国学一样，它们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很难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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