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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月3日晨，75岁的余云岫在同济医院停止了呼吸。但此后围绕中西医展开的一系列论争中，他终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名字。50年代中后期，《人民日报》至少有5篇文章提及他，无一例外地将他作为批判的对象。
余云岫是“废止中医”派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民国期间，每次关系重大的针对中医的挞伐几乎都源于他。1916年，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的余撰写了《灵素商兑》，率先对中医理论进行系统的批判。1929年，他领衔提出的“废止中医案”获得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虽然决议案因中医界的抗议而最终取消，但他从此与中医界交恶。
解放初期，余云岫提出“处理旧医的提案”，指中医为“占星术”，“非完全革除不可”。不过，此时他的主张已明显和中央政府团结中医的政策相抵触。
团结中医的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1928年。那年，毛泽东提出“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随后，又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示医院要“用中西两法治疗”。新中国成立前几天，毛泽东公开说了这样一句话：“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才能担负起几亿人口的艰巨卫生工作任务。”中医迎来了半个世纪以来最好的政策环境。在1950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团结中西医”被定为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之一。
在那年的卫生工作会议上，受邀参加“中医组”的余云岫改变了观点，明确拥抱“团结中西医”政策。他之所以受邀参加“中医组”，是因为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在一次中医座谈中说，“关于余云岫的问题，不应太狭隘，我们应该请他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会，以便使我们的意见一致起来，共同为人民健康事业而努力。”
在这次中医座谈会上，贺诚还说，“中医在历史上有许多成就的。过去的中医，缺乏辨证和研究的精神，这一点也不能否认⋯⋯过去中西医的不团结，是过去反动政府所致的⋯⋯为了每个人都能尽最大效能，改造是必要的。不单独是中医要改造，即西医也一样要改造，这样才能团结得更好。”
5年后，贺诚在《人民日报》上公开承认，1950年没有真正体会到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我的团结中医是从临时应急观点出发，并且认为终必以西医代替中医。”他进一步检讨说，“由于我有轻视中医技术的思想，自然不会对轻视、歧视、排斥和消灭中医的思想进行严肃的批判。实际上我对这种错误思想是默认和支持的。对余云岫等的狂妄叫嚣消灭中医的言论和著述，自然就不会去给予任何批评，甚至对曾任高级卫生行政干部的王斌对待中医的错误思想，也长期采取放任态度。”
在贺诚公开检讨之前，国内已经有了一轮针对卫生部另一位副部长王斌的大批判。批判主要是以《健康报》为舞台而展开的。一个屡被提及的文本产生于1950年，王斌在东北第四次卫生会议上所作的一份报告，被认为是一套从理论到办法都完全具备的消灭中医的“纲领”。根据事后的总结，很多限制中医发展的政策和规定在贺诚和王斌任内得以施行。
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报刊上为中医的辩护有些颇为理性，如鲁之俊在《人民日报》(1955年8月24日)上批判王斌说，“王斌一笔抹煞中医学术，说它是‘封建医学’，是‘主观观念论’，‘只能在农民面前起到精神上有医生治疗的安慰作用’。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现状。”但他同时也指出，“祖国医学不是没有缺点的，例如，它偏重于经验，有的论述得不够完善，也解释得不透彻，这要求我们来加以整理，用现代科学方法加以说明，并发展和提高它。”
和理性评价并存的，是上纲上线的批判。在鲁之俊文章发表前两日，《人民日报》也刊发了龚育之和李佩珊合写的《批判王斌在医学和卫生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将王斌定性为：“卫生部门中资产阶级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一贯地在医学和卫生工作部门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反对党的方针和政策，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针对贺诚、王斌的批判持续了一年左右，在这两位副部级高官被撤职之后，一项名为“西医学中医”的运动在华夏大地展开，它的初衷是为此前的歧视中医政策进行纠偏。
在江西省孝义县，中医们对新政策欢欣鼓舞。西医的态度则与中医迥别。1957年5月，卫生部召集中西医专家进行座谈时，西医普遍对这一“搞政治运动的方式”提出了质疑。很难说这场“西医学中医”运动具体在哪一年结束，慢慢地它被“中西医合作”所替代。此政策一直持续到了现在，但它并没能改变中医日渐边缘化的现实。
对于余云岫，很多中医仍视其为仇雠，而在2006年发起“取消中医”签名运动的张功耀、王澄眼中，他也依然是一个不倒的偶像。（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韩福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