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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因收费认证而名誉扫地，财务上的混乱令人吃惊；另一方面，它倡导设置了每年9月20日的全国爱牙日，组织了两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
它被媒体称之为“怪胎”，似官非官的身份让它在政府资源和商业利益面前左右逢源；而卫生系统认为它是“特定历史时期必要的产物”，“不吃皇粮”也能办事。
它是牙防组，生于1988年12月12日，死于2007年4月30日。18年间，它交替展现着自己的两面，直至走到尽头。
18年，许多事情发生了改变。“设立它的时候，谁能想到它会搞认证呢？”一名卫生部高级别官员反问。
另一种声音
6月13日，卫生部召开牙防工作研讨会，参会的包括已退隐多年的牙防组元老在内的牙病预防专家。
会上，白发苍苍的老专家不约而同地回忆起他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深入农村调查的情形———“一家人就一把牙刷”、“问他刷牙吗？他说刷，问他什么时候刷，他说以前参军时刷过，过年时刷，处对象时刷”……
宣传天天刷牙，一度是全国牙防组专家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天三次的是吃饭，于是民以食为天。一天两次的，就要算是刷牙了，您想想，如果哪一个机构跟哪一个人，跟每人一天两次的事沾上边，如果还想谋求一点利益，这生意不小吧。”央视的一期《新闻周刊》中，主持人白岩松这样解释为何人们紧盯牙防组事件。
牙防组的元老们坚持认为，比起牙防组做过的很多事情，违规认证只算是个小问题。
6月11日的卫生部新闻发布会上，牙防组的“罪状”被确定为违规收取认证收入，负责人违规领取补贴、财务管理混乱。
与媒体和公众痛批的声音不同，6月13日的研讨会上，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齐小秋说：“牙防组成绩是第一位的，问题是第二位的。”
为牙防组“喊冤”，成了这次研讨会的主要声音。
“它(牙防组)应该体面地退出。”年近70岁的牙防专家王鸿颖失望地说。
使命下的牙防组
王鸿颖曾是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临床大夫，为患者特别是儿童补牙是她主要的工作，大量的患者让她疲于奔命，“真是有填不完的牙窟窿补不完的洞”。
王鸿颖曾到美国深造，在那里她看到“97%儿童无龋齿”。因早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就开始在水源处加氟，以保护公众牙齿。
美国见闻更坚定了她做牙病预防工作的决心，因为“牙病是可以预防的，我们国家人多、贫困，牙医又少，牙防才是惟一的出路。”
牙防界公认的说法是，从1978年起，就有专家呼吁卫生部成立专门的口腔保健部门，以统管牙防工作。
现年70岁的口腔预防专家牛东平回忆说，第一次全国性的牙防现场会，还是一次意外促成的。
1985年初，牛东平将自己在山西运城进行牙病调查的报告交到了卫生部，吁请重视牙防工作。后来他被卫生部崔月犁部长约见，崔部长在见过他之后决定召开全国牙病防治现场会。
牛东平说，后来他才知道，卫生部为什么突然对牙防重视起来———之前，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访问中国时，曾问到当时中国的牙病防治状况如何。问题被转到卫生部部长时，也没能得到详细回答。
1985年召开的全国牙病防治现场会，成为建国以来牙防界的第一次大会。这次现场会后，成立口腔处的呼声仍然不断，而编制的限制使得这一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
1988年，在时任医政司司长张自宽的建议下，不占用行政编制，“不增加行政机构、不吃皇粮”的全国牙病防治专家指导组正式成立。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为牙防组提供了办公室。
牙防组的成立被认为“是我国口腔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口腔预防事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在北大口腔医学院老院长张震康的印象中，牙防组做的最大的事情，一是倡导成立了每年9月20日的爱牙日，二是组织了两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
对于1989年首个爱牙日，张震康说，当时几乎所有口腔医生“上街的上街，上学校的上学校，上报纸的上报纸”。
这些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至今在互联网上也能查到。而更让专家们看重的是，公众很少会了解的是两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
在此之前，口腔健康早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十大健康标准之一，但我国却一直没有自己的数据。
我国目前一共进行了三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其中一次是1983年，但这次流调只针对中小学生。此后，1995年和2004年，针对更广泛年龄层的流调得以进行，这两次流调的组织者都是牙防组。
从赞助到认证
不管宣传牙防知识还是组织流调，都需要钱。一个事实是，除了卫生部委托的一些具体项目，作为一个专家指导组，牙防组不可能得到拨款。
在牙防组成立之初，企业赞助也很难得到。
老专家王雨之说，当时他们开大会、搞宣传的主要资金来源，都是找当时的牙膏工业协会。初期的宣传主要是“天天刷牙、早晚刷牙、用保健牙刷”。
王雨之说，在牙防组数轮宣传后，牙膏工业协会负责人焦玉峰很兴奋地说，全国库存的牙膏、牙刷，积压了几年都卖光了。
随着牙防组规模和所组织活动的不断扩大，对资金的需要也更为急迫。
牙防组组织的两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虽然有卫生部的专项拨款，资金也非常紧张。王鸿颖说，在第二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调正式进行前，她前往兰州为当地医生进行流调培训，为了省钱，她向当地要求尽量减少租用宾馆的时间，饮食也为“一碗拉面就好”。而拨款给偏远地区的口腔医生进行专项牙病调查，也为牙防组增加了一部分资金负担。
但在募集资金的过程中，从上门找企业到企业找上门，认证成了关键的一步。
1992年6月，牙防组成立了全国牙防组口腔保健用品专家评审委员会。王雨之是该委员会12名成员之一，他解释成立这个委员会的初衷时，也不隐讳那时的牙防组非常希望吸取资金。“当时牙防组研究是不是推荐些口腔用品……它受益，我们也受益。”
一名曾应聘入牙防组的普通工作人员说，除了大厂家，很多个人也手持自己发明的诸如“电动牙刷”等口腔产品找上门来，希望得到认证。牙防组的认证，一时成了块金字招牌。
在这样的模式下，高达千万的资金开始流入牙防组。
进入“自由王国”
大量资金涌入的同时，牙防组发现，自己没有账户。
原牙防组副组长张博学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他们通过了特殊的关系，从人民银行得到了一个账号。而这一点，在此后卫生部的审计报告中被明确界定为违规行为———牙防组不是一个法人组织，不应设置账户。
当牙防组开始有“钱”后，卫生部的监督系统却迟迟没有对它施加作用。
卫生部虽然有专门的审计部门，但审计部门是针对卫生部直属各司局，审计他们是否合理使用了国家财政拨款。而挂名卫生部的45个法人组织和为数更多的非法人组织，均不在正常的审计范围内。
今年6月11日，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不点名地指出，由于监督不力，个别司局需承担责任。两天后，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齐小秋公开承认，该局对牙防组事件承担责任。他同时解释说，之所以没有注意到牙防组的超界限行为，其中一个原因是牙防组由该局的慢病处负责管理，而慢病处只有一名工作人员。
另一种导致牙防组逃脱监督的情形也不能完全被排除。一名卫生部工作人员这样描述这种情形———不同的领导关注的工作重点不一样，当有的组织不在领导关注的重点时，这个组织的自控就更加重要。
卫生部对牙防组的审计结果显示，牙防组的负责人正是不恰当地多领取46000元补贴，违规领取住房补贴74174.4元。
有证据显示，牙防组与口腔企业的认证关系，更接近于一种商业合同。在牙防组认证最初遭到媒体质疑时，卫生部曾要求牙防组马上停止认证，然而指令发出后的一段时间内，口腔产品的广告和外包装上仍然出现“牙防组认证”的内容。王雨之回忆说，当时牙防组与企业签订了合同，准许企业使用认证到某一期限，由于还未到期，牙防组也无能为力。
在展示了自己专业领域一面后，牙防组在经济上却漏洞频出。
牙防组的“遗产”
牙防组事件后，众多媒体指出：牙防组机构设置就存在重大缺陷。而事实上，类似牙防组的机构在卫生部仍然存在。
卫生部原疾控司司长张自宽说，他在任时，除了牙防组还成立了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以下简称防盲组)。
而在卫生部名下，这类组织还包括糖防组(全国糖尿病防治指导组)等。
记者发现，这些组织与牙防组的形式几乎完全相同。
这类组织是应该全部收归政府还是重新理顺为另一种模式，目前还无定论。
牙防组事件更重要的一个“遗产”是，促使卫生部对挂在其名下的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强管理，特别是财务方面，也将引入审计。而事实上，如何管理挂名的法人、非法人组织，并非卫生部才面临的问题。在国家各部委下均有或多或少的各类机构。非法人机构各部委没有公开的名单，而在法人机构的名单上，卫生部下辖有45个民间法人机构，这个数量还要低于教育部(143个)、文化部(97个)和农业部(54个)。
“牙防组引发的教训，不应该只限于卫生部去反思。”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卫生部官员说。 本报记者 徐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