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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距离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已过去两个多月，灾区医疗卫生系统的重建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而抗震救灾中所获得的经验与反思更引起了整个医疗界的关注。如何汲取在特大灾难中医疗救援的经验？我国医疗应急救援体系该如何构建？
7月5日，200多名医疗救援专家、心理专家、医疗建筑专家以及行政主管部门领导汇聚成都，参加“汶川医疗急救反思和灾后医疗体系重建”研讨会，就灾后医疗应急体系的改进及医疗机构的重建展开了热烈的研讨。
医疗救援不能越位、错位和空位
地震发生后，四川省内主要城市的医疗救援压力陡增。首都医科大学医疗队作为卫生部派出的第一支医疗队，5月14日赶到绵阳市。当晚，医疗队就和政府相关部门成立了绵阳市医疗救援指挥部，依照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及《国家地震应急预案》，指挥协调参与救援的各部门、机构及人员，有序开展医疗救援工作。在整个救援工作中，指挥部要理顺国家、省、市、县区、乡镇各级卫生部门、医疗卫生机构以及外援医疗队之间的关系，实现统一指挥，统一信息报送、统一资源配置、统一质量管理。
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家庭医学学院副院长、医疗救援队队长高星认为，汶川地震是一场典型的立体灾害，尤其是堰塞湖决堤的威胁，高温高湿的恶劣环境，加上尸体、生活垃圾污染，以及蚊、蝇、虫等病媒生物大量繁殖，无不增加各种传染病疫情、心理危机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突发的风险。
高星表示，实践证实，在医疗救援指挥过程中，协调好8个关键人物的关系非常重要，即卫生部以及四川省前线指挥部的总指挥、当地各市医疗救援指挥部总指挥及总协调人、外援医疗队的领队、各医院院长、各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各市卫生监督所所长及新闻媒体记者。
这些方面的协同作用，充分反映了国家整体的应急能力，也是灾难面前医疗救援不能越位、错位和空位的成功体现。
高星指出，此次抗震医疗救援工作也反映出一些问题。如一些地区没能在规定时间内成立医疗卫生救援应急指挥机构；没有邀请有经验的医学救援专家进行指导；一些地方缺少应急指挥信息系统平台，导致决策指挥盲目；有些地方和部门应急执行力不够，许多环节出现梗阻；缺少院外医疗急救通讯、信息系统和急救车辆，现场医疗急救力量明显不足，救援不规范；缺少国家空中医疗救援组织、人员和装备；有些卫生行政部门信息报告内容过粗，无法有效进行人员及物资配置等，都对救援造成了一定影响。
“大救援概念”呼之欲出
四川省德阳市人民医院是离汶川地震重灾区什邡、绵竹最近的一家三甲医院。院长赵鲁平表示，此次医疗救灾工作带给医院的启示是——必须完善三级阶梯救治体系。
赵鲁平提出，信息收集与分析，对正确决策至关重要。医疗机构需要在灾难发生后第一时间内，动用各种资源广泛收集灾情资料，以便作出科学决策。
其次，指挥中枢科学调度是制胜的关键。卫生部门需要在第一时间就近组建若干紧急救援专业队伍，其中要有搜救、医疗救护、工程等各类人员，同时要根据灾情需要，请调急需物资，确保救援工作在72小时黄金期内得到有序、有效的展开。
另外，救援中及时收集资料，进行救援医学研究，对完善地震灾难医学，为政府进行救援决策提供依据，有重要的意义。如灾后建立伤病员信息采集系统，非常便于伤员转接诊的查询和调度等。
最后，建立三级阶梯救治体系是提高救治成功率和救治质量的重要保障。建立由县市级医疗机构及人员参与的一二级救治体系，能在最短时间内救治大批伤员，有效降低早期死亡率。
赵鲁平建议，地市级医院要做好入院分类，迅速开展急诊手术、纠正休克、抗感染、监护并维持伤员的生命体征等专科急救工作，对危重、复杂伤待病情平稳后转诊。现场抢救要做到先救命后治伤、先重后轻、先抢后救，为后期救治赢得时间。第三级救治体系应由省级医院承担，重点保障危重、复杂伤及并发严重感染伤员的抢救任务，整体提高地震伤员的治愈率。
济南军区总医院院长刘海军则强调，需加强应急医疗救援的立法。“医疗卫生系统经常承担重大应急医疗救援任务，有必要对各类各级医疗救援预案的制定和实施，予以法律法规的保障。如依法明确救援与被救援、救援与保障等各方面的权利和义务，确保预案的科学、合理、规范和可行。”刘海军说，同时要对应急救援的机构设置、职能定位、权力责任、设施配备等作出法律规定，以确保医疗救援的质量和效率。
“医学救援是科学、安全救援。救援者既要学会保护伤员，也要学会保护自己。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上已经形成了立体化、社会化的大救援理念，我们要充分借鉴这些成果。”中国灾害防御协会救援医学会会长李宗浩指出。
灾难催生完善的医疗急救体系
高星在会上提出建议，如按照国家突发事件应对法和国家地震应急预案要求，应做好此次特大地震灾害医疗卫生救援总结和评估工作，确定我国医学救援体制、机制、法制和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尽快组建国家和首都空中医学救援机构，培养和训练专业救援队伍，装备标准化的设备、药品和物资，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
李宗浩会长也呼吁，所有突发公共事件及各种灾害都涉及到医学救援问题，必须改革与国际EMS（Emengency Medical Servoes，急救医疗服务）接轨，加强首都的急救工作，尤其是空中医疗救援，应建立起完善的医疗急救体系。
据了解，在美国，医疗急救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但它并不从属于某个医疗机构，而是整个社会应急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体系有规范的医疗急救人员分类及培训课程，有技术标准，有救护车装备的国家标准，形成了较完整的运行模式，大部分的运行费用由政府承担。
在我国，医疗急救属于急诊医学的范畴，基本仍侧重于院内急诊。而真正作为院前急救的培训教材和课程则没有统一的标准，更缺乏灾难医学、空中、野外等特殊环境的急救培训教材。虽然院前急救和院内急诊大部分专业内容互通，但两者之间的侧重点不同。即使是一个专职的急诊科医生，不经过专门的培训，也很难较好地完成院前急救工作。
目前，有些政府部门、医疗卫生管理部门及医院对院前急救工作并不重视。对个人来讲，在我国几乎没有人将院前急救作为终身职业来看待，也没有人愿意在5年医学本科毕业后从事目前这种“担架员”的工作，而对普通公众的急救培训更是少之又少。
“这次地震暴露了急救体制、机制和法制方面存在的很多问题，而且也暴露了面对动荡的院外抢救环境，我们医疗救援人员的急救理念和救急技能也存在缺陷。所以，科学救援需要当作一个课题来认真研究、思考。”李宗浩说。
卫生部医政司副司长张宗久则表示，2003年非典过后，卫生系统围绕公共卫生突发应急曾有过深刻的讨论，促成了突发卫生应急机制的建立，也促成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这次地震医疗救援，医疗机构及救援医疗队的基础设施和基本装备都得到了提高。政府部门将会在救灾区域中心以及网络化建设方面有所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