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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的一天，写《情人》的她走了。玛格丽特·杜拉斯，生于西贡，死于巴黎，享年81岁。她离去的那天，巴黎的街头下着小雨，天地如诉，人们只要闭上眼睛，就能听到她的倾诉与叙说，化作音符储存在人们的记忆里。
她一生写了４０余部小说、拍了近１０部电影，掷地有声，映之如虹。她去世后，其作品在全世界一版再版。在中国，《情人》、《广岛》、《琴声如诉》，加上最近《杜拉斯文集》的出版，她文本的风貌豁然开朗。然而，其中一本极特别，书名为《写作》的书（见春风文艺出版社《杜拉斯文集》之十五）引人以思。看来，杜拉斯生前就对自己的读者有所感知，留下的“遗言”（书含几篇评论），可以揭开“杜拉斯之谜”。作为女作家，她的语言音乐，她讲故事的方式，以及诗化的书写：时急时缓，随心所欲；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会这样，这些长久的疑问，好像一张张的纸牌等待各方开启……而最终，她的写作要由她自己来讲述。
这就是“杜拉斯风格”。无论对人、对己均毫无保留，也毫不留情；无论是写小说、做电影、还是搞评论，她一样“苛求”以待，创意倍出。阅读《写作》，读者将重温她的生活、爱情以及孤独。所谓杜拉斯方式，首先，她是在生活中“书写”，而后，在《写作》中“书写”。因此，无论生活还是艺术都玉璞难辨，要区分书中的杜拉斯和无数个日常的杜拉斯，已无可能。她的写作，正是将生活上升至极限的努力，让人感到在平面的、碎裂的日常事件中，她搅动文字的波澜；它们和人类最古老的乌托邦精神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永远地告别了过去，朝向未来，却又彼岸无边，无法抵达，只能存在于读者感觉的深处。
在这样一本书中，杜拉斯始终在向我们谈论“谁是杜拉斯”；然而，即使读完她的小说，再读这本书，她交到读者手中的答案，依然令人忐忑不安，因为，以她的眼光阅读她的写作，谜题犹存……。
在《写作》中，她说：
“写作，那是我生命中惟一存在的事，它让我的生命充满乐趣。我这样做了。始终没有停止……”１９３４年，杜拉斯发表其第一部小说《无耻之徒》。到了翌年，一位作家注意到这位年轻的天才，敦促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另一部小说《安静的生活》。之后，人们很快注意到她。引人注意的是，１９５０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发表后，她以几乎问鼎龚古尔文学奖的气势，崛起文坛，仅因为她当时的共产主义倾向才被落选。３０岁，她处于战后创作的高峰，与萨特等人成为知识界的明星。但其后，经过波峰过后的低谷，等到她的面容融刻了蛛网般细密的皱纹，她才嬴得世界性的声誉。对这样的一个过程，她说：
“我在一个洞里，待在她的底部，处于一种几乎是彻底的寂寞中，然后，发现只有写才能拯救你。不为任何理由，没有任何念头……不在任何东西面前。像一种生动的不加修饰的写作，可怕得无法超越。”没有疑问，这是一位女性作家的独白。写作于她充满了生与死、爱与恨，其中原始的情感，荒芜、空洞，充满感知又处在未知，在那精神底蕴无比深刻的洞穴里，她聆听外界的召唤，而不仅仅是躲避。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创作深植于女性心灵，具有耐心、坚强的意志；１６岁在越南光彩夺目的照片，异域生活的痕迹在作品中难以磨灭；老妪般疲倦的面容，眼睛还凝望着战争的烟云未散：１９３９年，她与诗人罗贝尔·昂特勒姆结婚，他们有过不平静的岁月；１９４２年，巴黎被占领，孩子刚出生就已夭折，丈夫被捕，很多人在流放中死去。昂特勒姆活了下来，密特朗把他从德国集中营领回来，密特朗还将杜拉斯引入抵抗运动，最终参加解放集中营的工作；她那饱尝烟酒的容貌，也像她的名声一样显赫。最终，杜拉斯病倒床榻，这时的她说：“经历过６８年的人都因希望而生病了，所谓希望就是人们对无产阶级这一角色的希望。……然而，没有任何人，任何东西能够治愈我们一代人的希望之病。”至此，她以一种特别的眼光看待世界，据说，那是一种“情人”的眼光。她那样地看待世界，没有一天的安全感，她的爱和恨也显得失去了遮拦：
“整整一冬，都属于这种癫狂。当事情转向不那么严重以后，一个爱情的故事出现了。后来我就写了《如歌般的中板》。”然后就写下：《８０年夏》、《痛苦》、《蓝眼睛黑头发》、《萨凡纳海湾》、《埃米莉·Ｌ》……每一部书，她都等待着形而上的形式感赫然降临，她的绝望，她的执著，寻迹攀升，找到声音的旋律，找到白天与夜晚交替的节奏和韵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