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裁缝”的梦想

　　而此时坐在我们面前的Frankie，已经把一周前的辉煌完整地留在了巴黎，全身心地投入了新的工作。《时尚芭莎》是他接受的第一家时尚媒体专访，在BAZAAR的20周年特刊里，也有他的身影和创意。“是的，我以前在巴黎工作过很长时间，但那时候都是去给别的品牌做助手，这一次终于是为自己做，如果你们要用圆梦这个词，可以吧。”

　　在举国清贫的70年代，国人心中还没有“成衣”这个概念，都是买了布后请裁缝来家里给做，十几岁的他站在旁边看，就那么看会了做衣服，现在当他看到自己的助手觉得做衣服很难，感到十分讶异：“飞机都能做得飞上天，做衣服多简单啊！”

　　他承认自己从小爱穿。因为出身当地望族，身为科学家的父母很早就被打成反革命，童年里没有洒满阳光的回忆，但这一切不曾打消他对穿衣的热爱。他养鸽子，然后把鸽子卖掉去买有花纹的尼龙袜。鸽子卖了20块钱，袜子花了6块钱，而那时候普通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是8块钱；他给自己做当时最时髦的蓝色喇叭牛仔裤，走在路上经常会看到长辈们的皱眉和同龄人的艳羡目光，只有一点无奈：裤子洗干净后，但凡晾出去必然被偷掉。“《法兰克福》报的记者听我说到这个的时候特别吃惊，因为那个时候欧洲也在流行喇叭裤，他们还以为那时的中国不知道这些流行。其实，文化都是共通的。”

　　除了“时装设计”，那时候他的至爱还有画画。“那个年代是没有什么选择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不如学个体育，画个画，都比上学强。所以父母很支持我学画画。”1978年他中学毕业，那也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他的第一志愿是复旦的新闻，想要做记者，却没能如愿，于是回到画画的本行，第二年考上了浙江理工大学的纺织品设计，毕业后留校做了4年老师。经常带学生去深圳实习——因为那里是唯一可以接触到外国时装的地方，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个毕业于日本服装学院的香港人，建议日语很好的Frankie去日本深造，于是经过许多曲折和坚持后，他义无返顾地坐上了飞往日本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