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影:撕心裂肺的往事

　　一年一度的悉尼作家节是澳洲文化界的盛事之一。它的组织者常常请来一些国际上的当红作家，当然也包括华裔。比如： 93 年，他们就请来了《鸿》的作者张戎；去年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今年，又是伦敦来的女作家虹影。我在报上一看见报导，马上就跑到书店去买了虹影的新书──她的自传《饥饿的女儿》 ( DAUGHTER OF THE RIVER) ，然後又打电话找出版社约定采访时间。她在澳洲一共只待 10 天，我为了在与她细谈前看完这本英文自传，几乎每晚开夜车。我想不到，她竟把我拖到遥远的扬子江边，拖到船工挑夫的深重苦难之中。她所写的历史大场景我是熟悉的，像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等等。多年来，为了应付眼前，我早已把这些记忆埋在心底，但虹影的书却把这一切都翻腾出来，而且她的经历远比我和我周围人的要惨痛得多。 5 月 26 日下午， 我俩坐在悉尼伊丽莎白湾她住的旅馆里，窗外是美丽的海景，室内是舒适的陈设。虹影刚刚洗过澡，化过妆，漂亮得像女演员。她用略带四川口音的普通话，慢慢向我讲述那些撕心裂肺的往事。

饥饿与苦难

　　虹影的母亲生在四川乡下。 1943 年，为了逃婚，她只身一人坐船来到重庆，并在纺织厂当女工。 1945 年的一天，这个可怜的少女正遭工头鞭打，一名三合会的头目偶然经过门口，却被她的青春和美丽所吸引。几个月後，他向她叙述了自己的身世，并向她求婚。她被他的真情感动，点头同意了。婚礼很盛大，婚後，她怀孕了，一年後，他们的女儿出生了。然而，这个三合会的头目不但常常整夜不归，甚至还带女人回家过夜。她再次出逃，不过，这次是抱着小女儿，从重庆逃回老家。但家乡的人不接受她，她只好又抱着女儿回到重庆。三合会的头目派了自己的爪牙到处找她，却未能找到。

　　她躲到重庆乡下，在江边以给人洗衣为生。一名老实的船工爱上了她，每次请她洗衣都多给些钱。当他得知了她的身世後，他不怕三合会头目会来找麻烦，仍然一心一意地爱她。幸好，三合会的头目那时忙於争夺地盘，无暇他顾。 49 年中国解放後，他被捕，後来死在了劳改农场。不过，他将梅毒留给了他逃跑的妻子和老实的船工。她和船工一连生了两男两女。全家大小挤住在一个六进深大杂院的小屋中，与几家邻居合用厨房。上厕所则要上坡下坡走很远去肮脏不堪的公用厕所排队。因为曾是三合会头目的妻子，虹影的母亲只能干最粗重的活──当挑妇。这对船工、挑妇工作得非常辛苦，但全家大小总是缺吃少穿。饭桌上，几个孩子抢吃抢喝，大姐常常占便宜。 1962 年，正在大饥荒的年月，小六出生了，她就是虹影。诞生在大饥荒年代，虹影先天不足，又生活在这样穷困的家庭，所以，她总是觉得饥饿。她不管是梦里还是醒着，最大的愿望就是吃。


初恋和生父

　　不过，当虹影懂事之後，她的饥饿感就不仅仅是对食物了。她渴望爱，渴望母爱、父爱和家庭之爱。她不知为什麽，哥哥姐姐似乎恨她，只有有残疾的五哥对她好一点。妈妈对她从来没有好脸，爸爸对她还好，但总是闷声不响。家中冷冰冰没有温暖。学校也如此，同学们不喜欢她，老师也一样。她上学的时代，正是文化大革命搞得如火如荼之时。学校像战场一样，整日斗来斗去。她每学期得到的评语都是，不关心政治，不关心运动。母亲总是骂她给家里丢脸。重庆是全国武斗最厉害的城市之一。两派背後都有军队撑腰。长江里的军舰、马路上的坦克竟互相开火。虹影发现，邻居都看不起她家，常常对他们恶语相向。

　　更奇怪的是，小小的虹影发现常有一个男子在她放学时尾随她。她早已听过女孩子被强奸、被杀掉的事。她快跑，躲避，但那人像影子一样尾随，总是摆脱不掉，但当她大胆地停住，想要看清他时，他又溜得无影无踪。这样的尾随持续了几年，她都没有告诉家人，因为，她觉得家人不关心她。还是在一次和母亲吵架时，她才把此事甩了出来。没想到，母亲立时冲出门去察看，过了好半天才回来说：“你胡说，根本没有人。”不过，虹影总觉得这个奇怪的家庭一定有什麽秘密瞒着她。大姐和母亲吵架时，总是在含沙射影。

　　虹影喜欢读书，文革後期，她看过的第一本小说是手抄本的《一只绣花鞋》。她的邻居张阿姨解放前是妓女，她的养子不知从哪弄来许多外国小说。被邻居唾弃的张阿姨就偷偷借给虹影看。虹影还听说有一本书叫《少女的心》，她很想看，但始终未能找到。有一天，一群警察冲进大院，将张阿姨的养子抓走了，说他藏有《少女的心》。可怕的文革终於过去了，虹影可以从图书馆借书看了。她特别喜欢伯朗特姐妹的小说《简爱》和《呼啸山庄》。

　　在中学里，她发现只有历史老师平等地待她，不歧视她。春情萌动的虹影暗暗地爱上了历史老师。她千方百计地吸引对方的注意，找机会和他接近。历史老师显然喜欢和这个学生交谈，他借书给她看，把自己对文革、对社会的许多见解讲给她听。历史老师比她大许多，有妻子有孩子。她知道这一点，但仍不能控制地爱他。这种秘密的单相思後来终於变成了真正的恋爱。有一次，在历史老师家中，在他的妻子和孩子都不在时，他们两人终於开始拥抱、接吻。历史老师明白她是处女，犹豫起来，但她要完完全全的爱。他们的做爱是那麽美好和谐。她带着爱的迷蒙回到家中。那是 1980 年，虹影快要 18 岁了。

　　在她的逼问下，大姐终於开口，她给她讲了母亲的身世，讲了大姐的生父三合会头目，讲了父母的结合。但当她再追问时，大姐却只是暗示，她们两人都不是这家的人。虹影 18 岁生日那天，母亲和其他人都不提起，只有半瞎的父亲在她手里塞了五角钱。虹影捏着五角钱跑到街上，她想看电影，想给自己买样东西，最後是买了两个肉包子回家，想和家人分享。又过了两天，母亲终於将她出生的秘密告诉她。


　　原来， 1960 年时，父亲撑般时出了工伤事故，住进远在泸州的医院。母亲抱着小四坐船到医院去探望。然後，她不得不返回重庆独自支撑家庭，想法喂饱嗷嗷待哺的几张小嘴。那时，全中国正闹大饥荒，以天府之国闻名的四川也未能幸免，乡下饿倒的人一片一片，城里人也三餐无继。母亲每天在工地上挑着百斤的担子，常常却腹中空空。工地上的一个女人为了表现进步，还给她找麻烦，说她的担子不够份量。旁边的一名青年看不过去，想劝解，却不起作用。他好心地把膝盖红肿的母亲送回家，待她的膝盖消肿後，又把她介绍到自己的塑料厂来当苦力。看见家中这麽多嗷嗷待哺的孩子，这位青年不时送些食物来。远在泸州的父亲一直没有消息，这对共患难的男女却日久生情。那年，母亲 34 岁，这名青年──小孙， 24 岁。不久之後，母亲怀孕了，她想打掉这个孩子，但小孙不同意。他要这个爱情的结晶，他说，他会承担一切责任。

　　有一天半夜，已经 16 岁的大姐起身小解，看见妈妈床下有双男人的鞋。她以为父亲回来了，就扑上去叫了声：“爹！”这一声“爹”把母亲和小孙吓了一跳，小孙立即穿上衣服，跑到院里。大姐本来就对母亲心怀怨恨，这下就大吵起来，甚至抄起了菜刀，邻居全被吵醒了。不久，父亲回来了，大姐第一个跑到江边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母亲想把孩子打掉，但父亲认为孩子没有罪。孩子生下来，父亲很大度地说：“你可以抱着小六跟他走。”但母亲知道自己不能走。工伤之後，父亲已成半瞎，丧失了劳动能力，母亲一走，其馀的孩子都得饿死。所以，她选择留下。那时，四川正在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运动，母亲被居委会定为坏份子，居委会和邻居都怂恿父亲到法院告小孙引诱妻子。在庭上，母亲一口咬定是自己引诱小孙，将全部责任包揽下来。最後法庭将虹影的监护权判给母亲，小孙每月须付 18 元扶养费。法庭还不许母亲和小孙再见面。

　　後来，小孙曾来找母亲，告诉她，家中给他介绍了一位村姑，如果母亲不愿他结婚，他就不考虑。但母亲坚决要小孙结婚。他俩还约定，当他们的孩子 18 岁时，母亲将告诉她生父是谁，并且会让生父见她。这些年，小孙一月不差地提供 18 元扶养费，母亲常去小孙的母亲处取钱，因此得知一些小孙的情况。那时，母亲当挑妇，一月 28 元工资，父亲眼瞎不能上班，这 18 元在那些年给全家经济很大支撑。
　　
　　母亲给虹影讲完故事 , 告诉她，今天是你生日 ( 阴历），我带你去见你的父亲。到了茶馆里，虹影看见生父和母亲对视的眼光，她陡然意识到，他们之间的爱有多麽深。当母亲走後，生父给她叫了好多菜，又带她去看电影，又去了枇杷山公园，还给她买了一块衣料。但是，虹影心中对这个男人充满怨恨，她觉得，她这麽多年来受到的屈辱和这个男子有关。她说：“我不想再见你了，你也不要再尾随或再来看我。”当晚，她回到家，二姐、三哥、四姐、五哥把她叫出来，逼问她到底要选哪个家？他们认为，都是因为她这个私生女，全家人才受社会歧视。

　　当这一切正在折磨着虹影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然後，她又听同学说，她暗恋的人──历史老师自杀了。虹影听历史老师说过，他担心自己会因为文革中参加武斗而遭处罚。当时，报上不断报导各地正在清理文革中的问题。他多次提到自杀，但虹影没想到，他真的自杀了。在自杀前，他竟没有来找她，她觉得，他并不真爱她。当这一切都在这麽短的时间发生後，她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在这个家待下去了。她拿了几件衣服，就逃了出来。


出逃与写作

　　出逃之後，虹影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做人工流产。她没有医院要的那些证明，但总算蒙混过去，做了人流手术。在几乎全无准备的情况下，她参加了高考，成绩自然不理想。结果，她考上了重庆的一个会计中专。虽然学校就在北碚，但她一直没有回家。有一年，母亲捎了信来，让她回去过年，但她没有回去。在中专读书时，虹影不但大量读书，还开始写作。她最早的作品是剧本。她写了一个话剧，同学们排演出来，演出很成功，学校还因此得奖。两年後，她在这所中专毕业，分到重庆一家公司工作。後来，她生病，病後，她索性向公司请了长假，而到中国各地旅游。

　　她一边在全国各地旅游，一边写作。她的诗、短篇小说、散文不断在中国各地的杂志发表。那时，物价便宜，这些稿费也够她生活了。她结交了许多年轻的文艺人。那些人都很开放，他们不但谈诗，谈哲学，也喝酒，跳迪斯科，整夜整夜地玩。虹影的口袋里总是装着避孕套。 88 年底，她得知自己被北京的鲁迅文学院作家班录取。这个作家班是为没有上过大学的青年作家办的。在赴京之前，她突然想回重庆探家。

　　89 年 1 月初，虹影回到阔别多年的旧居。 父母更老了，哥哥姐姐都已结婚成家，她家院里的房子有些已塌了。晚上，母亲掏出一个口琴，告诉她：“这是你生父的，你再也见不到他了，他已经死了。”母亲告诉她，她的生父长期营养不良，石棉板材中毒，得了肺癌，到最後医院都不收留他。他想见母亲和虹影一面，让他的老母去找二姐。但是二姐瞒住，不告诉母亲。那段时间，母亲老做梦，梦见小孙在哭，她知道小孙死了。她去他母亲那里，他母亲说：“他已经走了。”她掏出口琴和一个手巾包。她说：“这个手巾包是他留给女儿结婚时买嫁妆的。”虹影打开那个手巾包，看见里面是一角、两角、一元、两元的人民币，共计五百元。她知道这是父亲平时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虹影对我说：“我至今都保存着那个手巾包，那五百元人民币。我觉得自己真残忍。他那麽爱我，我却连叫他一声‘爹爹’都不肯，还不许他再见我。他为了这个爱情，为了我，一生没有幸福。他的妻子知道他心中另有所爱。他们虽然有两个儿子，他也尽量做好丈夫、好父亲，每个周末从城里回家，都做许多家务，但他的家庭不幸福。 86 年 4 月 20 日 , 他死了，他想见我一面。我都想不起，那一天我在哪儿？在干什麽？那天 , 在枇杷山上 , 他和我谈了许多。他让我不要把自己的身世告诉别人，否则别人会看不起我。我去看了他的坟 , 那实际上并不是坟 , 只是一堆乱石 ...... ”

　　89 年 2 月，虹影来到北京鲁迅文学院。 这个一年的作家班是鲁迅文学院和北大中文系合办的。作家班开学没有多久，天安门就热闹起来，北京的气氛很紧张。虹影吓得躲到朋友家中。北京大学那时也乱得要命，说作家班的事，他们不管了。幸亏，上海复旦大学说，他们愿意把这个作家班接办下来。当年 10 月，虹影和作家班的学员们到了上海。上海比较平稳，但全国的大气候变了，虹影的作品发表不出来，还有几个写诗的朋友以流氓罪被捕。有朋友从深圳打电话来，劝她考虑出国。

　　她的朋友赵毅衡劝她去英国。赵毅衡毕业於南京大学英文系，在文革中，他被打成 5.16 份子，下放到煤矿劳动了 10 年。文革後，他考上了卞之琳的研究生，先研究莎士比亚，後来又研究符号学。 81 年拿到硕士学位後，他去了美国伯克利大学读博士， 1986 年，他去伦敦大学东亚、非洲系当讲师。虹影费了一番周折，终於拿到护照和签证，在 91 年初到达伦敦。


结婚与丰产

　　到达英国之後，虹影决定安下心来写作。英国当时只有一本中文杂志《丝语》。她知道，她的作品只有打开台湾市场，才有出路。此後，她的作品在台湾《联合报》等报刊频频中奖。 91 年，她还完成了长篇小说《背叛之夏》。这是描写天安门事件的，她在小说中用了许多诗的语言。 92 年，台湾的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了此书。

　　赵毅衡向虹影求婚。此时，虹影的心境已与在国内大不相同。她觉得 , 他们应该试一下。我问她 : “两人爱好如此相同，你们有没有觉得乏味？”她笑了：“我们两人现在仍像新婚一样。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太热，就会烧焦了。我们两人性格十分不同，他稳定，我则很不稳定。他写东西，在什麽地方都可以写。我则挑环境，挑房间，连写字桌有几个抽屉都挑。”

　　我问：“你每天都写吗？”“我每天几乎都写几百字。我写作时喜欢有音乐，不喜欢有人走进我的房间。”“什麽音乐？古典音乐？”“对，通常都是古典音乐，而且我写一部作品时，就一直听同样的音乐。写《饥饿的女儿》时 , 听比才的音乐 ; 写《背叛之夏》时，听瓦格纳的音乐。我也常去伦敦的图书馆，那里中文资料多极了。”

　　“你最近回国了吗？”“我每年几乎都回国看父母。我给他们买了一个单元。母亲得了癌症，医生说没有什麽办法了，我就给她吃中药，又用气功治疗，现在她好多了，能自己洗澡了。”“大姐怎麽样？”“她和我书中写的高个子同居了。”“五哥呢？”“他是电焊工，和一个农村女孩结婚了，有时发不出工资，他就钓鱼卖鱼。他们经济上有困难，我总是尽量帮，但五哥很好，他总说不要我帮。”“四姐呢？”“四姐的丈夫德华得腹膜炎死了，她和另一个人结婚了。”我对她家里每一个人几乎都问到了，她把他们写活了。

　　《背叛之夏》之後，虹影又在台湾和中国出版了七本散文和短篇小说集、四本诗集。她还编辑了海外华人作品集在中国出版。 97 年，《饥饿的女儿》在台湾出版。第三部长篇小说《 K 》曾在台湾联合报连载，并於几周前出版。《背叛之夏》 97 年被翻成英、荷、日等 12 种语言。《饥饿的女儿》 98 年被翻成英文。不过译者觉得《饥饿的女儿》太残酷太吓人，把书名改成了《大江的女儿》。

　　我问她：“你的中文小说怎麽翻成英文的呢？”她告诉我，她的经纪人帮她找出版社。出版社就找人给她的书写一个评价报告，这个报告很重要，当然关键还是书的质量。出版社根据这个报告来决定是否要找人翻译。她告诉我，她和《鸿》的作者张戎住在伦敦同一个区，而且两人请的是同一个经纪人。她说：“伦敦城里华人很少，每个人似乎都很孤独，那里只有星岛一份日报，《丝语》已经停办了。”她在澳洲的 10 天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她肯定不觉孤独。我采访的当晚，悉尼一些作者、画家、编辑请她在“老饭店”吃饭，笑声不绝，很晚才散。我们还祝她早日移民澳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