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您与陈纳德将军之间，必然横亘着民族、文化、历史、家庭背景上的沟壑，您认为缔结这段姻缘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
您付出了很大努力在美国社会立足。您怎样看待自己性格与命运之间的关系？
您从乱世走来，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30年东方30年西方的人生经历，给您最大的人生感悟是什么？
读过她的自传《一千个春天》，恐怕没有人会否认她是一个幸福的女人。19岁的青春年华，邂逅心爱的人，在任职记者负责战地新闻的第一次采访中，对方与她同坠爱河。这个“对方”，就是抗战时期名震中外的美国志愿来华空军“飞虎队”将军陈纳德。
他们的爱情浪漫，不仅跨越了年龄，而且跨越了民族、文化、宗教的海洋；他们的爱情深沉，不仅让人领略了英雄主义，而且亦让人回味不堪回首的乱世年代。“幸福的爱情是遭神嫉妒的”。
１９５８年７月３０日，美国阿灵顿军人公墓，随着陈纳德将军棺木下葬，这一切俱成历史。岁月似水。
时至今日，74岁的陈香梅女士已出版中英文著作40余部，获美国杰出亚洲领袖、全美杰出华裔、全美重要70人等16个奖项。在她的简历中，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中美航运公司执行副总裁、国际贸易顾问、专栏作家、演讲家等，一个个看似毫不搭界的职业、身份，在她身上和谐地存在着。
５月２６日，北京饭店，记者采访了陈女士。
记者：提到抗日战争，许多中国人都知晓陈纳德和“飞虎队”骁勇善战的事迹。看过您的《一千个春天》的读者，也会被文中绵绵的情思，美丽的爱情故事所感动。但在您与陈纳德将军之间，必然横亘着民族、文化、历史、家庭背景上的沟壑，您认为缔结这段姻缘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你们吸引对方的最大因素是什么？
陈香梅：感情上的事，比较复杂。将军大我三十几岁，文化等方面两人都不相同。姻缘最主要的因素，我认为是中国人所说的“缘分”吧。我们共同生活的时间不算很长，只有十年，但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亦师亦友。吸引对方的主要原因，我想是我们俩对工作都很认真，很投入，对人生都有一个美好的目的。
记者：早年您违背父意，没有去美国读大学，故有缘在昆明与陈纳德将军相识；将军去世后，您付出了很大努力在美国社会立足。您怎样看待自己性格与命运之间的关系？
陈香梅：我的性格比较开朗，个性独立，很好强。我是在乱世中长大，不是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尤其是抗战时期，四处流亡，先随母亲逃到香港，日本人占领香港时，我们吃的是长虫子的包菜叶。
在从香港逃亡桂林的路上，睡的铺掀起来一看，都是吃饱人血的虱子。很多人以为我是陈纳德夫人，陈将军去世后，我会有多少财富，其实没有，他留给我的只是一个名。我自己的天下都是自己闯出来的。因为我是一个黄种女人，这在美国闯天下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要艰苦奋斗。
到美国后，我又学了很多新东西如演讲等，人家每天干８个钟头，我要干１２个钟头。我一直很用功，到现在的年纪，还在不断地学习。我感觉每天都有新的事情。
另外，我很关怀别人，同情别人。我有很多朋友，人缘不错。每个人不是没有缺点，但我总是看人家好的地方，因为每个人都有优点。这样为人处世就比较容易。还有我这个人比较外向，比如这个人的画怎么会画得这么好呀，我就要向他学一下。
每件事，都争取做得更好，今天没有做到完全成功，明天就要做得更好。
记者：从个人体验角度看，您１５岁丧母，３３岁丧夫，您怎样看待这种人生中的悲剧因素？这些因素在您后来的生活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陈香梅：我们家姐妹六个，我排行老二，从小要和姐姐一起照顾妹妹们。当母亲病危时，站在她的病床前我一下子长大了。给母亲找坟地、安排墓碑都是我和姐姐一起做的。
人这一辈子，喜怒哀乐是不能免的，可是经过这种磨炼，就会炼铁成钢。在六姐妹中间，我是比较坚强的。那时的社会，很看重男孩子，我出生时，家里希望是个男孩，所以我认为自己受到了冷落。从小我就想，自己一定要做得好。
记者：上中学时，您学业优异，得过演讲冠军。做职业妇女，又写了很多书，并在许多领域都有建树。您怎样看待自己的能力？
陈香梅：我的生活准则是“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在能力上，我认为人际关系很重要。我不大热心去做锦上添花的事，我愿意雪中送炭。富在深山有人问，穷在路边无人晓。尤其在官场上，沧海桑田我看得太多了，所以美国白宫有的人下来了，我还会请他吃饭聊一聊。我不奢望与我交际的人一定要对我有回报。以这样的心情交朋友，你就会交好，能力也会逐步提高。
记者：小时候您的外祖父廖仲恺先生的同胞兄弟廖凤舒老人最疼爱您，除了世家出身、早慧、有生活目标，您认为自己区别于他人的最大之处是什么？
陈香梅：我比较勤奋，再有就是比较喜欢交朋友，与朋友互相帮助互相合作。我对生活的感受是，假如你对生活没有兴趣，不投入，就不会成功。我对文学、新闻、社会工作、政治有兴趣，凡是我喜欢的事我就投入，小有成就后就回报社会。
记者：在这个过程中，您认为最大的机遇是在什么时期？
陈香梅：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机会。
记者：近年来，您投巨资在中国设立了教育奖学金，这源自您的哪些考虑？
陈香梅：1980年我第一次回到祖国，以后又多次回来。我既看到了经济进步、科技发展，也看到了较落后地区的状况。教育是一项需要巨大付出的事情，一个国家，人才很重要。教育不上路，其他的事就很难做。再一个是小时候我在北京东华门孔德小学读书，在香港真光中学念中学，青年时就读于岭南大学，那些教我的老师、教授都特别好，对我一生影响很大。
做老师辛苦，不像生意人那么容易赚钱，所以我想，有一天我能做一些事时，我也要帮助这些老师。
记者：您从乱世走来，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30年东方30年西方的人生经历，给您最大的人生感悟是什么？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变，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陈香梅：最大的感悟是做人处世应该心胸宽大。我认为中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距，可是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美国是个一百多年没有内战的国家，而中国是分分合合。
我一生的路走得坎坎坷坷，风风雨雨，喜怒哀乐，生离死别都有了，全世界我也跑遍了，所以，在人生的路途上，小的事情，就看得很淡了，比较重要的事，就努力地去做。从长远、历史的角度看，我希望中国一定要抬头。大家说，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我希望也是中国的世纪。
记者：您曾做过多届美国总统的各种顾问，并有机会进入美国华府参政，但您没有选择入阁的道路。对此您是怎样想的？
陈香梅：华裔在美国，一般都关心在科技上发展或怎么赚钱，政治上很少投入，所以我就带头参与，也鼓励别人这样做。多届政府都让我入阁，我都没有答应，因为一入阁就被捆住了。我做的都是有职无薪的事。
我认为，华裔要参政。在印尼，为什么华人辛勤工作但在暴乱中还要牺牲性命？就是因为政治上没有位置。
记者：1989年12月您第一个从台湾组团到大陆，两岸解禁在台湾也是您首先向蒋经国先生提出来的。做这些事您内心是怎样想的？若干年后，您怎样评价其中自己所起的历史作用？
陈香梅：1980年，舅舅廖承志邀请我到祖国来，当时邓小平先生接见了我，从此和祖国发生了很多联系。两岸接触在开始时有很多困难，当时我想，如果我能为国家做些事，我是十分情愿的。我的原则是多做事少争功，多做少讲。
胡适先生说他自己是新文化运动的过河卒子，我在两岸接触中也是一个过河卒子，先走一步。这一步很困难。1989年底我筹划组团到大陆时，当时在台湾受到非议，我们在楼上开会，有人就在街上游行反对。但我走出这一步后，大家就都跟上来了。我就是希望中国人的日子能过得好一些，因为血浓于水，两岸都是中国人。我看到日本从一个战败国一下子强起来，他们还希望做政治大国。从历史长远的眼光看，我希望中国一定要强大，希望海峡两岸有一天能和平统一。
记者：在最近几天的会上，您对邵云环、许杏虎、朱颖三位记者的牺牲表达了自己的哀思，并谈到在来中国前您到中国驻美大使馆吊唁之事，能否谈谈此事？
陈香梅：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我希望能妥善地解决。从长远看，中美一定要合作，中美贸易还应该继续。假设中美不能继续长久地合作，这个世界是很不幸的。
“二战”时丘吉尔说，欧洲第一。我们希望未来是不是亚洲第一呢？亚洲第一是不是就是日本又要来做第一？我们中国是不是可以做第一？
记者：您已经实现了很多愿望，现在您的最大愿望是什么？
陈香梅：世界和平。
作者：
李玲 2005-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