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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中药资源入不敷出
据介绍，我国现有药用植物11146种，其中野生种类约占80%。我国的药用植物占世界25000种药用植物的40%以上，其中常用植物药约为700种。“近些年，国内外对中药材的需求急剧增加，出口10年间即翻了三番。中草药的对外贸易已发展到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种类达到四五百种，而且低加工、低附加值的原料药材出口占了很大比例。”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中药资源与资源药物研究所张文生教授说。
这种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的逐利行为也为资源的枯竭埋下了隐患。据调查，药用植物资源中，甘草、羌活、单叶蔓荆、黄皮树、肉苁蓉、银柴胡、紫草等100多种中药材资源量普遍下降，已影响到60多个药材品种的医疗用药。八角莲、杜仲、见血封喉、野生人参、黑节草、小勾儿茶、凹叶厚朴等30多种药材由于野生资源量减少，已处于濒危灭绝边缘。以野生甘草为例，上世纪50年代，我国的野生甘草资源蕴藏量为200万吨，而目前不到35万吨，许多地方野生甘草的覆盖率已从90%以上降到仅为零星分布。
中国中医科学院梅智胜研究员说，尽管我国对濒危药用植物的保护工作已取得一些成绩，几十年来由野生变为家种的药用植物不下60种，引种国外药用植物30余种，在国家前些年公布的46种常用珍稀濒危药用植物中已有天麻、黄芪、明党参、北沙参等13种具备了成熟的人工栽培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野生资源的压力。但是，如果不对野生资源进行有效保护，随着物种分布区域和面积的减少，种质资源的大量流失是难以避免的，甚至有可能像当归等一些有长期栽培历史的药材那样，难以找到野生资源。而近些年的研究已表明，栽培植物遗传基因狭窄的问题日益突出：不仅药效品质较差，而且缺乏野生药材耐寒抗旱、抗病虫等特性。如不保护好野生物种，则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药用植物濒危的颓势。
1/4藏药濒危
近些年，长期以来一直披着神秘面纱的藏药已遍布全国，并大量用于临床。藏药以其纯净无污染、有效成分含量高、生物活性强等特性，获得了人们广泛认可与好评。但是，随着藏药从原先封闭式的小制剂室走向工业化大生产，不仅造成了藏药资源的紧缺，也危及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加速了水土流失及土地沙化。
据奇正藏药集团董事长雷菊芳介绍，1996年以前，藏药的生产由西藏、青海等为数不多的制剂中心完成；1996年后制剂中心整体转制为藏药厂；到2003年，全国已有25家藏药生产企业，还另有18家药厂既生产中药又生产藏药。目前，有国家标准的藏药品种已达332个。从1996年至今，藏药产值增长了30多倍，对原材料的需求增长了50多倍。
然而，在这一强劲的发展势头背后，有限的藏药资源也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以至于出现了当前的藏药资源稀缺已成为阻碍藏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青藏高原高寒缺氧，气候恶劣，加之高海拔、地域偏远等，藏药的生长极为缓慢，也极难繁殖培育。目前，西藏、青海藏药材年产量为1000余吨，多系无计划的滥采乱伐或掠夺式采集收购。在400种常用藏药材中，确有资源保证的已不到30%，眼下能够人工种植的仅有大黄、麻黄等20多种。
最近，西藏自治区公布了65种濒危的藏药材，列入一级濒危的有波棱瓜、红景天、雪莲花、冬虫夏草等25种，列为二级濒危的有黄连、土木香、麻黄、红延胡索等22种，列为三级濒危的有角茴香、小大黄、天门冬、柴胡等18种。青海、甘肃等省也相继公布了四五十种。目前，濒危藏药材总计已占常用藏药材的1/4左右。
国家应实行宏观调控
经济发展与资源保护是各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对矛盾。从前者来看，资源应以利用为主；从后者来看，资源应以保护为主。如何处理好野生药材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毋庸置疑，发展中医药事业及中药产业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在大力提倡科学发展观的今天，更应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以及中医药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黄璐琦提出，应坚持野生药材保护及可持续利用的原则，按产区、资源蕴藏、销售量等进行科学细化，贯彻采挖与滋养相结合、以滋养为主的原则；彻底改变对环境“先破坏，后保护”的现状，把栖息地保护作为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的重要内容和战略任务予以高度重视；支持和加快野生药材资源的人工栽培和替代品研究；支持和加快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的研究。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炎教授等认为，应加强珍稀濒危药材资源的调研及科研，做好全国濒危药材种类、数量、分布的本底资料调查，绘制出地理分布图；制定珍稀濒危程度的量化标准，确定保护等级及保护措施；客观评价珍稀濒危药材的疗效，为替代品研究提供客观标准；做好野生药材致濒内外原因的研究，为物种保育、人工栽培等提供科学依据。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应建立资源监测网络，对中药企业使用野生药材的情况实行宏观调控；成立野生药材资源管理委员会，严格管理珍稀濒危药材的生产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