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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名门 生逢乱世
１９１４年，罗元恺出生于南海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罗棣华以儒通医，北伐战争时被邀请做随军军医。所以与许多出身贫寒的老中医相比，罗元恺小时候是幸运的，而且幼年就受到父亲的点拨。
以前的中医教育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师徒相授，学医者白天随师侍诊，抄录医案，晚上背诵药诀方书，并从中悟出医理；另一种方式是以儒通医或由道、佛通医。凭借着较好的古文学根底，从中医经典入手，饱览前人医著，再验诸临床，进而提出己见，立一家之言。罗元恺的父亲罗棣华属于第二种，这种以儒通医的方式也深深地影响了罗元恺。在父亲的指导下，罗元恺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及古文诗赋。
而难得的是罗元恺并没仅限于此，他还进入了由粤港两地中药商行筹款开办的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系统地学习了现代医学教育，并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留任该校附属医院广东中医院。
据罗元恺的女儿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妇科主任罗颂平讲，父亲生前有很强的民族感。他毕业后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罗元恺加入到爱国学生的行列中，到各地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在其后的八年抗战期间，罗元恺因为不愿做敌伪的顺民，背井离乡，辗转于湘、桂、粤北等地达７年之久。
罗元恺不仅心地善良、医术精湛，而且对中医教育和管理的积极投入和亲历亲为都赢得了后人的尊重和敬仰。早在学校读书期间，罗元恺与众不同的才干就显示出来，他与同学组成医学研究会，创办《克明医刊》，共同研习中医问题。
世事沧桑
为中医教育鞠躬尽瘁
生逢乱世的罗元恺经历了许多磨难：战争、逃亡以及建国后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但无论在怎样的艰难条件下，罗元恺都念念不忘中医办学和发展。１９３８年广州沦陷，罗元恺带着家人返回南海。一个月后，日军进犯南海，他带着一家又转道香港。１９４１年香港沦陷，一家大小又折回大陆，从桂林绕道逃难至韶关。当时韶关是后方，相对安定，罗元恺在那里继续行医。
后来，日军进犯韶关，罗元恺又逃难至连县。他除了继续开诊外，还与当地老中医赵伯平创办了连县中医讲习所，讲习所的全部教材均由其编写。
抗战胜利后，罗元恺回到广州，发现原先的医院和学校曾做了日军宪兵司令部。中医药专门学校是由广东和香港的八大药行合资所建，罗元恺多次往返，与两地校董、校友多次联系洽谈，１９４７年，学校逐步收回，同年招生复课。
解放后，罗元恺一直都很积极地为振兴中医努力。曾当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参政期间，他写了很多提案，甚至呼吁为中医立法。他还为中医学院争取到了资金，建图书馆等。
１９５０年，罗元恺出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次年开始兼任广东中医院院长。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医疗质量和学生管理等各个方面，他都亲历亲为。
１９５３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被改为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罗元恺被任命为副校长。按上级制定的课程，中医进修学校主要讲授西医基本技能。罗元恺任职后，仍坚持安排一些中医课加以讲授，使进修生的中医水平也得到巩固和提高。
１９５６年，全国筹办４所中医学院，广州是其中之一。同年５月，罗元恺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参与制订规划和选择校址等工作。后罗元恺在广州中医学院一直担任要职。在文革后，他曾任学院副院长，主管教学和研究生教育，并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是首批中医妇科学硕士、博士生导师，培养了一批研究生和罗颂平、张玉珍等两位学术继承人。对学校和医院的发展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直到１９９５年病逝。
据罗元恺的学生和共事过的晚辈讲，罗元恺性格耿直，一身正气，办事认真，不计较个人得失，敢于负责任。在如今的追访中，记者仍能感到罗元恺先生极高的威望和极好的口碑。
医术精湛 病人追着看病
和所有的名老中医一样，罗元恺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对病人从来不分贵贱，来者不拒。罗元恺治妇科病早就远近闻名。文革前，他就常常和学生“巡回医疗”，下乡到五华、新丰等地为农民看病。那时候的五华非常穷，有稀饭和咸鱼吃就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他经常饿着肚子工作。乡下病人很多，找他看病，有半路拦截的，甚至还有追到厕所外去等的。那些病人后来也有追到广州家里继续找他看病的。
在学术上，罗元恺提出女性的生殖调节轴为：肾气→天癸→冲任→胞宫，这与西医的生殖内分泌轴下丘脑—垂体—卵巢实有相似之意义。罗元恺重视肾脾，推崇明代名医张景岳，还融合了岭南温病学派养阴保津的学术观点，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
出国访问时，罗元恺除参加学术活动外，也为当地的人民和华侨诊病，被报刊誉为“女同胞的救星”、“送子观音”，可见其医术及声誉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