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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科研难，搞中医科研尤其难，寻找恰当的现代科学指标反映出中医本质，实属不易。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王建华主持脾虚证本质研究30年，立足临床，最终发现唾液淀粉酶活性比值是脾虚证一个确定而有益的指标。该研究2000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采访中，王建华教授同课题组一起回顾了脾虚证研究的艰辛历程，相信人们从中能得到些许鼓舞和启示。
一
1974年，王建华教授从徐州医学院调到广州中医学院工作。虽然出身西医，但西学中的他跟随老中医抄方多年，亲眼见到中医治病的卓著疗效，对临床用药有较深体会。1975年，当时的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欧明宣布“广州中医学院脾胃研究小组”正式成立，由陶志达和王建华共同负责小组的工作，小组其他成员有邓灼祺、陈淑英、劳绍贤等，正式拉开了开展脾胃学说研究的序幕。
小组成员一致认为，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髓，脾胃学说这一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必须立足临床，以证的研究作为突破口。
王建华教授还亲赴上海，学习研究沈自尹教授领导的“肾的研究”思路方法，决定以脾虚证辨证论治作为研究目标。他们查阅大量相关文献，广泛征求老中医意见，反复修订，实践证明他们最终制订的脾气虚证中医诊断标准是可行的。
二
有了思路，还要考虑临床研究基地。正当大家为此发愁的时候，广州绢麻厂卫生所的领导怀着急切的心情向课题组求助，希望中医能够帮助她们解决该厂150多名女工长期患慢性低热，西医治疗又无明显疗效的棘手问题。课题组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采用甘温除大热的方法治疗，患者康复很快，他们因此愿意作为临床观察对象和课题组合作。
为什么会选择唾液淀粉酶活性这个指标？理由有：中医理论认为“脾主涎”；临床观察到脾虚患者常见食欲减退、口淡乏味等症状；脾主运化，而唾液中的消化酶对食物的消化有一定的作用；唾液取材方便。
小组人员每天清晨6点就过去搜集患者临床状态下的唾液。课题组设想脾虚患者唾液淀粉酶活性应低下。但检测结果与设想并不一致，脾虚患者唾液淀粉酶活性在基础状态下与正常人相比，不降低，反而升高。
这时王建华教授心理波动很大。选取唾液淀粉酶这一指标是不是合理呢，真的走进了死胡同？但是他坚持认为，只要临床效果在，只要前提是科学的，就一定可以用现代的方法来认识它，这一点是应该坚信的。
三
课题组用很长时间分析发现，脾虚患者的“虚象”主要表现在进食后对食物的消化吸收和利用上，参阅当时的美国资料，决定采用柠檬酸纸片作为酸刺激给病人施加类似食物刺激的“负荷”，观察其淀粉酶的变化，结果多数脾虚患者在酸刺激后唾液淀粉酶活性下降的现象得以显露出来。这一阶段成果使课题组备受鼓舞。
随后，研究小组的人员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王建华教授担负起小组的主要负责工作。在学院领导关怀下，课题组在附属医院和广东省中医院建立了脾胃病的专科门诊及病房，同时也建立了内窥镜室、生化实验室、药理实验室，增添了相关设备。课题组继续深入研究唾液淀粉酶活性的变化规律，并获得类似结果，即脾虚病人酸刺激前酶活性高于正常人，而酸刺激后酶活性下降。
因此，课题组采用该酶的活性比值(酸刺激后酶活性／酸刺激前酶活性)来作为脾虚证的观察指标。在1986年郑州召开的全国虚证与老年病研究会议上，该指标与D-木糖排泄率被定为脾虚证诊断的参考指标。后来，卫生部颁发的《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也将此列为脾虚证治疗药物疗效的评价指标之一。“脾虚证辨证论治的系列研究”获2000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长期以来，课题组研究的中心是脾虚证，而有关脾胃实证的研究始终是薄弱环节。课题组注意到这种现象与临床实际情况很不相称，因此加强了对脾胃实证的研究工作。目前，脾胃所劳绍贤、周福生教授等正在向脾胃湿热证研究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