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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8岁的李可先生个子不高，十分清瘦，满头银发倔强地直立着，脸庞瘦削而棱角分明，烟抽得很凶。虽然李可先生不善言辞，但他的内心世界极其丰富：那么多坎坷的经历、那么多挽救回来的濒死患者，以及对附子那么多的体会和感情……
23岁蒙冤 监狱中学医
李可先生1930年生于山西省灵石县一个小农商的家庭，16岁初中毕业参加军队，在西北解放前，曾经在彭德怀西北野战军作战地记者，1949年还入西北艺专文学部学习。
1953年，性格耿直的李可因对一封重要信件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莫名其妙地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西北地区的头目。入狱后不久，被发现可能是一个冤案，于是准备“免于起诉”释放，李可说释放可以，但必须是“无罪释放”，否则就要把罪名性质定清楚再放。这样，李可又被关押了2年7个月。
也许机缘巧合，就是这次锒铛入狱，使李可先生结缘中医。1955年，李可在狱中和一个姓黄的懂中医狱友有几面之交，他告诉李可学中医要背“汤头”、看《伤寒论》等，于是，李可开始在狱中自学中医。
1961年，李可被勒令退职，遣返回老家山西灵石县。后来，在文革期间，李可因为被诬告再次蒙冤入狱，谁要和他接触多一点就被叫去审查，所以很多年里，李可既不拜师，也不交友。
1963年，李可成为全国第一批赤脚医生。
从此，李可一生奔波于穷乡僻壤、缺医少药的山村。在当时的农村，非到危及生命不敢言医，一发病就是九死一生。李可告诉记者，很多患者情极可悯，推出去于心不忍，接下来又力难胜任，逼得他只好急用现学，白天看病，晚上翻书查资料，经常让一个个疑难问题弄得焦头烂额。李可也请教了当地的一些老中医，他们说《伤寒论》是中医源头和根本。李可有机会看到左季云的《伤寒论类方汇参》和彭子益的著作，感到非常受益。
但那时的救治，也只是生死参半。
打破常规 重用附子200g
患者对附子的一次偶然误服且3小时后起死回生让李可大受震撼。那是一个西医院放弃治疗的心衰濒死的老年女患者，出院回家后她的儿媳妇一面悲伤地为老人准备寿衣等事项，一面找到李可再试试。那时患者昏迷厥冷，脉是摸不到了，血压也没有了。李可处方用四逆汤变方３剂，附子用到45g，告诉家属若能活过来再找他。本身就不识字的儿媳妇在悲恸和慌乱中将3剂药一起煎煮，半天内给婆婆灌了下去，3个小时后老人居然活过来了，还能坐起来。李可见患者家人是当天来谢而不是3天后颇感意外，问明缘由后发现附子已用到135g，这对其震动极大。
以往《伤寒论》方救心衰不显效可能是剂量的问题，古代临床家著作中剂量就是不传之秘。晋代王叔和、明代李时珍离汉代好几百年，他们很权威，所以建议的剂量（古之1两，今用1钱）大家都接受了。但是现在看来，剂量怎么用，没有定见。患者全身衰竭、生死存亡之际，不以雷霆万钧之力斩关夺门、破阴回阳，不足以挽垂绝之生命。以后李可有意识地加大附子用量渐至200g，并注意用甘草来相佐制毒性，大多回生有望。
李可还问过老药工，附子大者1枚有多重，他们说大约50g。所以李可猜测当年张仲景用附子量决不是现在这么小。
1981年，上海中医柯雪帆负责整理马王堆医学出土文物，在换算古代和现代剂量时提出了“权”（汉代度量衡器）的概念，即汉代的1两=15.625g，这样算来，现在只用了原来的1/10，这也说明加大剂量是有依据的。
至此，李可先生每次救治都亲自熬，亲自喂药，亲自守护半天，看脱离危险了再走。李可主张：“肾气与中气”为人生命之本，生死关头，救阳为急。
李可能超常规运用自创破格救心汤也和时代和环境很有关系。李可当年所在城关医院院长杨万勇不是学医出身，是武装部长转职，敢签字。他也观察患者服药后的动静，看患者渐缓渐生，就对药房说，以后李可的方子就按他开的量抓吧。有时候签字的是公安局长，这回要抢救的是公安局长的亲属，公安局长有些犹豫，但还是签了。更重要的是大家亲眼所见李可抢救回来了患者。
英雄肝胆 一根筋的性格
记者讨教李可：“有没有没得救的底线呢？放弃过的呢？”李可说救人如救火，他从不多想，尽量努力就是。出现了古代认为死证的雀啄、釜沸脉也多有救活的。
当时一个曾留学日本的心血管专家下放到李可所在县的中学当校医，他非常惊讶地说：“你救治水平超过了西医的现在水平，但是你这样用药太危险了。”
中医有“药不眩瞑，厥疾弗瘳”的说法，所以，当时李可在开药方的同时，还亲自尝附子，从小剂量开始增加，还曾昏过去了。李可先生开玩笑说，我不是神农，我只尝过附子等几味药。
李可的大弟子原山西科技出版社总编辑郭博信说，医生习惯根据脉象断出死亡的时辰，所以很多医生听了病情后掉头就走，但这时只要叫上李可，必赶往救治无疑。李可的性格就是这样的。
李可也对记者讲：“有朋友说我是二百五，一根筋。我也开玩笑地说，大不了我再回去蹲监狱。其实我心里当然有数，又不是一例二例，是几百例、几千例，这么多年来，我翻山越岭，差不多跑遍了灵石县100个大小村庄。用过的附子超过5吨。”
那李可有没有失手的时候呢，是否担心会惹上麻烦，缠上官司？在目前中医大夫治好了99个不算有功、治坏了1个便毁了一世英名的医疗气氛下，这些李可先生真的不考虑吗？李可说本来就是西医放弃抢救的患者，万一死了，病人也会通情达理的，农村的百姓非常淳朴。
参透玄机 道在江湖
中医用药大抵有两种风格，一类用药温和平稳，一类敢于创新，用药峻猛而出奇制胜。孰优孰劣，很难定论，但深刻体会起死回生的李可先生是中医史上独树一帜的一个人，不管以后怎样评价李可的学术思想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记者问李可，如果当年有机会作个御医或者中央领导保健医的话，会不会不再是现在的诊治风格，而是用药平稳的调理高手呢？李可迅速回答：“我不会去当的。”
当年刘力红专程到灵石县拜访李可时，李可说：“我只是个山野村夫，没什么特别的。”
李可曾见过南怀瑾，一起商讨中医要复兴该怎么办，南怀瑾开玩笑说“睡大觉”，他建议李可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好，等待时机。二人觉得，中医发展要待各方面时机成熟，真正的发展大约是百年之后。
谈起中医的发展，李可变得很激动。他强调，如果真心实意地想复兴中医，就要给适合中医发展的条件和环境。中医不经过痛苦就不会有质的发展。希望中医教育能按照中医的模式，希望中医临床和科研多实干，少空谈。
我们无需比较李可与受过现代正统中医教育的中医的见识和智力，但李可治病显然不带有学院派的风格，其生活状态也迥然不同：已经习惯了简陋的条件和恶劣的环境，没有任何的课题经费，也从不考虑自己的职称和身份，更没有任何的包装和经营，只是在市井乡间快乐而充实地自生自灭。
记者甚至很强烈地感受到，在自认为繁华而充满现代文明的大都市，中医可以很时尚，很高档，很文化，甚至很变形，很泛滥，但似乎不像民间中医那样真挚，而像李可这样如此尊重生命、赤诚赴救、甘担风险的民间医生，从某种意义上，比某些具有一定资历和身份的“中医名师”更见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