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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家简介】余无言（1900-1963)原名愈，字择明，别署不平，江苏阜宁人。余无言初读经史，后随父学医，勤读医经，深研仲景学说，18岁应诊，擅伤寒、杂病及中医外科。民国9年(1920年)，余无言来沪问学于西医俞凤宾，习外科于德医维都富尔。民国18年，他与张赞臣合设诊所，共编《世界医报》，以改进中医为夙志。民国21年，余无言应聘任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兼编审委员，并先后在上海中国医学院、中国医学专修馆、苏州国医研究院、上海新中国医学院任教。民国26年，他又与友人另立上海中医专科学校，任教务长，兼授《伤寒论》、《金匮要略》及外科学等课程。
1956年，余无言应聘赴京，先后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北京中医学院任职。他在中医研究院主持编审工作，参与9种教材的编写与审订。余无言在学术上十分推崇“南北二张”，对于中西医学，力求贯通融会。他主张“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尝谓“医分中西，系以国界限之。其实医为仁术，不应有所谓中西医之分，宜取长补短，熔冶一炉，以为人民司命。”
余无言长期在上海业医，曾受谢观。陈无咎、丁福保等前辈之教益，经治疑难 重病和伤寒、温病殊多。他临诊善用经 方、时方，辨证明确，辨病精审，力治颇有胆识。余无言崇尚经方，伤寒、温病用石膏、大黄量大而效验卓著，不少市民或称之为“石膏、大黄先生”。故在民国时期， 他是国内著名的“经方派”医家；学术经验俱富，对患者能不分贫富贵贱，向为同 道和患者所称道。
余无言著有《伤寒论新义》《金匮要略新义》《实用混合外科学总论》《实用混合外科学各论》《湿温伤寒病篇》及《斑疹伤寒病篇》共6种，对医界颇具影响。
克绍家业 学兼中西
余无言先生出生于江苏省阜宁县益林镇。祖讳子靓，精于医而通儒。咸丰、同治年间，苏北多次疫病流行，经子靓公施治获痊者甚多。父奉仙公，医术受教于子靓公，在益林镇悬壶十余年，壮年从戎，游幕大江南北，曾掌湘军董军门宝泉幕府者有年，佐治戎机，颇有声誉。40岁后，奉仙公复归乡里业医，求治者众，在周边地区有很高的名望。其遗著《医方经验汇编》，以内科医案为主，其中论治之疫病尤多，包括瘟疫、疫疟、疫疹、寒疫痧霍、疫疹、疫斑、疫黄、疫痢、虾蟆疫、鸬鹚疫、羊毛疫、蝥刺瘟、葡萄疫、瓜瓤疫、天泡疫、疙瘩瘟、鼠疫、燥疫等。每病均有精要之阐论，并附医案，堪称是近代的“治疫大家”。由于奉仙公学验俱富，邻县及外省求治者亦众。19世纪末，奉仙公与兴化赵海仙、淮安张子平，并称为“晚清苏北三大名医”。
无言先生幼年以儒学：理学、史学诸典籍奠基(曾于1909—1911年在淮安高等小学插班学习毕业)，少年时随其父奉仙公习医，悟性高而精勤不倦。他以医学经典名著《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奠定学术基础，并系统学习内、外、妇、儿各科名著，术业大进。他18周岁即应诊于乡里。鉴于当时欧西医学东渐，在沿海城市已逐步形成主流，先生又受当时“医学衷中参西”的影响，于1920年即南下上海学习西医，内科从师于俞凤宾博士，外科受教于德籍名医维都富尔。在此期间，他开始对中西医的融会贯通深感兴趣。1923年，他返回故里继续业医，并在益林镇主办益林小学，自任校长。1927年至1929年冬，他曾应聘担任旧国民政府顾祝同军部第二师任军医官，转战皖、豫、鄂、赣诸省，主治以外伤科病证居多。1929年冬，先生辞去军职，去上海业医定居。
授业解惑 勤修博施
1930年，余无言先生应上海中国医学院院长包识生先生之请，担任该院外科学教授；嗣后，与张赞臣先生合办《世界医报》。1931年，先生又与张赞臣先生共组联合诊所。1932年，由旧中央国医馆焦易堂馆长聘请先生担任该馆名誉理事。1934年，中央国医馆复增聘先生为该馆编审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外科病名表式”以颁布供全国中医界采用，获得好评。是年，先生还编写、出版了他所撰著的《实用混合外科学总论》和《实用混合外科学各论》。他又以改进中医为素志，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在当时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先生还针对旧国民政府和余云岫等“废止中医药”的举措和主张撰文予以批驳，与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6年，余先生应章太炎先生之请，担任苏州国医学校外科主任。同时，先生应聘为上海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教授，主讲《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医外科学》等课程。
1937年，余先生与张赞臣先生共同主办“上海中医专科学校”，聘请谢观先生担任名誉校长，陈无咎先生任校长，丁福保、张伯熙先生先后任副校长，先生自任教务主任，张赞臣先生任总务主任。学制为三年制，共举办三届。先生除主管校务外，还主讲《伤寒论》《金匮要略》等课程。在五年办校过程中，他从未缺课，虽大雨滂沱，身衣淋湿，亦阔步上台讲课，受到同学们的爱戴和尊崇。1938年，先生受聘于中华职业学校之中国医学专修馆担任讲席。1939年，先生所撰著的《伤寒论新义》由中华书局出版。1942年，因不屈于日伪政府的登记、造册，他停办了学校1943—1946年，他先后编写、出版了《湿温伤寒病篇》和《斑疹伤寒病篇》。“湿温伤寒”指西医所说的肠伤寒，“斑疹伤寒”为西医病名，这两部著作可谓是温病学早期中西医学术汇通性的编著。1947年，先生创办上海大同疗养院，自任院长，请丁福保先生担任名誉院长，开办不足两年，因经费不足而停办。
先生长期在上海业医，经治疑难重病和伤寒、温病殊多。由于崇尚经方，他治伤寒、温病用石膏、大黄者亦多不胜数，不少市民或称之为“石膏、大黄先生”。故在民国时期，他是国内著名的“经方派”医家，学术经验俱富。
先生在上海业医，曾深受谢观、陈无咎、丁福保等前辈之教益，而在学术临床方面，又十分推崇“南北二张”(“南张”指嘉定张山雷，“北张”系天津张锡纯)。先生生平治医主张“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对于中西医学，力求贯通融会，故亦有将之列为“汇通派”医家者。
药用寒温 当察体质
余无言先生认为，我们诊治多种疾病，经常须根据辨证中之四诊八纲和患者的体质情况，以确立药用之法则与规范。寒证用温剂，热证用寒凉之品，“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几乎为临床医师所共识。但其中我们应十分重视患者的体质现状，如忽视于此，便难以在施治中获得满意的疗效，往往可能产生“施治不效”或“过犹不及”，甚至产生不良的副作用或加重病情之弊。
清代名医赵濂从整体出发，阐明医者在辨证后如何掌握恰当施治时，曾分析患者的体质情况和药用之寒热、温凉、补泻之间的关系。他在《医门补要》中说：“人体质有虚实之分，禀性有寒热之异。属寒体者，病时宜用凉药中微加温和之品以监之，若太苦寒则败胃，有欲吐泻、胃寒腹痛之患。属热体者，病时宜用热药者，惟温平之品以缓治，若太燥烈，恐激起本源之火，致烦渴、狂暴、失血之患。属实体者，或因病变虚，宜用补剂，须少少与之，若太呆补，致不食、腹胀、中满、逆气之患。属虚体者，病时宜克伐，尤宜性缓之品，若太峻利，致虚脱多汗、肢冷懒言、烦躁欲入水之患。” 余无言先生认为这正体现了中医诊疗中因人制宜的圆机活法，也是衡量医者诊治水平高低的一杆标尺。
经方大家 神州栋梁，
建国后，余无言先生拥护党和政府的中医政策。1952年，他又编写出版了《金匮要略语译》，完成了他系统整理、研究仲景著作的夙愿，并被学界认为是上海市研究仲景学说的“三大家”之一(另两家是曹颖甫和陆渊雷)。1954年，先生应邀出席华东及上海市中医代表会议，他在会上即席发言，并向大会秘书处递交四项有关开展中医工作的提案。
1956年春，余无言先生应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之请，由沪来京主持中医研究院编审室(其后数年改为文献研究室)工作，又为卫生部主办之全国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讲授部分课程如《金匮要略》等，还参与审订九种中医教材。1957年，无言先生将其父奉仙公遗著《医方经验汇编》(解放前由中华书局出版)与其个人医案著作《翼经经验录》刊印成合订本(未公开发行)，分赠有关人员。1958年，他奉调至北京中医学院任教，并参加北京中医学院“十大经典医著”的编纂设计。此外，他还承担一些中央首长的医疗保健和会诊工作。
1963年9月7日，无言先生因高血压、脑溢血在京逝世。
(根据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余无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