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家简介】王任之(1916．1--1988．7)，安徽歙县人，著名中医
临床家，当代新安医学之代表人物，安徽省中医事业的奠基者之一。王任之少承家学，博采众长，年青时就以擅治温热病和蛊胀而闻名乡里，从医数十年，多于常法中另辟蹊径，遣方用药，自成特色。他以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治病救人，活人无数，誉满江淮而蜚声京沪。
王任之早年曾在上海参加左翼文艺活动，以“英子”等笔名为文。他还与诸多活跃在文坛的知名作家、艺术家有过较多的书信交往。
王任之1940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医疗职业为掩护坚持地下斗争。建国后他长期担任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兼中医研究所所长，卫生部
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及安徽分会会长等职，为安徽卫生事业和中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还曾当选为安徽省一至三届人大代表、省政协一至五届常委。
少年习医——在文艺与医学的交融中踏上人生征途
王任之于19"16年1月21日出生于安徽黄山脚下的歙县。王家为中医世家，家学渊源，历代均为新安名医，民国版《歙县志》称之为“新安王氏医学”。
少年时代，王任之在杭州上学，接受现代教育，并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1年夏，父亲王殿人病逝，年仅16岁的王任之，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就不得不辍学，担负起家庭的重担。他先在杭州随开诊所的叔父学医，后又于1932年冬到上海，随医名鼎盛的伯父王仲奇习医。
在上海3年间，王任之每天上午站在伯父看病的椅子背后，侍诊抄方，下午，则自己翻看医书。直到习医期满，返乡前，伯父才抽空给他比较系统地讲解了中医诊治的方法和心得。在此期间，王任之一直没有间断自己喜爱的文艺活动，并以“英子”等笔名发表了一批小说、散文、杂文作品。
悬壶乡里——以服从革命服务于人民为医家使命
1935年4月，王任之回到故乡歙县，开始悬壶应诊的医疗生涯。每天看完病后，他都要在晚上和第二天清晨一一翻书验证，思考领悟。这样，他不但在业务上提高很快，而且养成了每天清晨三四点钟就早起读书的习惯，以后数十年间始终未间断。
“七七”抗战爆发，王任之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他先后担任歙县战地服务团队长和副团长，并于1940年5月加人中国共产党，以医疗职业为掩护，从事地下斗争。1941年“皖南事变”后，王任之作为“嫌疑犯”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在狱中受尽酷刑而始终未暴露身份，没有出卖组织和机密，并利用各种机会与敌人展开斗争。国民党当局因找不到证据，只得将他交保释放。此后，在特务严密监视的极端困难条件下，王任之利用行医之便，继续从事地下斗争，直至迎来解放。
出狱不久，王任之被推选为歙县中医公会常务理事。在此期间，王任之对技术精益求精，对病人高度负贾，特别对穷苦病人，更是经常免收诊费，并施药助资，此举在当地群众中传为美谈。
解放后，王任之先后担任了安徽省一至三届人大代表和一至五届政协常委等职。建国之初，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家乡建设事业。他在参加大量社会活动的同时，业务上也大有长进。这段时间，他基本上仍以师法王仲奇为主，并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论病处方的风格和路子。例如对王仲奇治疗脾胃病的“苦辛通降”之法，王任之在临床上广泛应用并加以变通，使之更为完善。当时皖南血吸虫病流行猖獗，王任之在以
中药治疗蛊胀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发挥，取得可喜疗效。此时，他在徽歙及周围地区影响日隆。
从事行政——医学家永远不能脱离临床实践
1956年6月，王任之调任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兼中医研究所所长，后又受聘为卫生部学术委员会委员等。作为省卫生行政部门和中医学界领导之一，他积极参与了全省卫生事业的规划和决策，并身体力行，努力贯彻实施。他还从全省各地广泛访求并大力推荐了一批在内、外、妇、儿、喉、骨伤、针灸各科乃至太极拳、五禽戏、气功保健等方面各有所长、造诣很高的名老中医，主管中医医疗和教学、科研机构，同时十分注意选拔在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方面努力钻研、确有真才实学的中、青年医师，作为发展全省中医事业的骨干力量。
王任之在从事卫生行政工作的同时，始终没有脱离临床实践，即使行政工作十分忙碌，也坚持利用节假日和下班休息时间义务应诊。从1958年起，王任之先后应邀为叶剑英、聂荣臻、邓颖超、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蔡畅、万里、陈丕显、余秋里、王鹤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邓小平、刘伯承、杨尚昆、谭震林、王任重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属看过病。1959年，王任之在庐山为邓颖超治病时，周恩来总理曾嘱咐他要带几名接班人。
20世纪60年代初，王任之向组织申请，要求辞去领导职务，专门从事医疗工作。经组织研究，同意安排他每周到省立医院门诊坐诊两次，这样，他为一般群众看病的机会也就增加了。1964年，王任之赴寿县农村参加“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当地农民看病成为主要任务之一．不少农民推着板车，骑着牛，前往求诊。据现存一份资料显示，从1965年5月8日至28目的20天内，王任之就接诊了782名农民病人，但仍无法满足群众的需求。此后，他又报名参加医疗工作队，到凤台县农村，为缺医少药的农民服务。
因祸得福-“十年浩劫” 反促成业务上的精益求精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任之从农村回到合肥参加运动，成为省卫生厅机关批‘判斗争的主要对象。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一次次批斗会，他处之坦然，亲书一条“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语录，挂在家中。
1968年冬，王任之被带到宿县农村“斗批改”，“造反派”为了搞臭他，故意造谣称“王任之是专门为刘少奇、邓小平看病的”，结果反而起到宣传他医术高超的作用，农民纷纷找他看病，并且给了他许多令人感动的关怀、照顾。
1969年，王任之回到合肥。虽从“牛棚”放出，他仍没有自由，便在家中精心研究历代名医的方治，记下了大量读书笔记。同时，他又从自己被扣除后所余下的微薄工资中省出钱来，购买了许多当时各地出版的有关中草药及单、验方小册子，进行认真研究。解除“群众专政”后，前来就诊的病人数大量增加，王任之每天都要在家中接待几十名病人。那间他居住了15年的破旧平房，大概是他一生中接待病人最多的地方。1971年，王任之被分配到安徽省立医院中医科当一名普通医生。由于医术高超，病人很多。每天凌晨两三点钟，就有人在医院门口排队挂他的号。他上班后，一坐下来，就只有到下班才能站起来，忙得连喝水、上厕所的时间也没有。即使是夏季，他也养成了上班不喝一口水的习惯，到下班时，往往还是脱不了身。
“文革”10年间，王任之在艰难的环境中，一直没有消沉过。他曾说过，20世纪60年代以前，我多师法于伯父王仲奇，而真正走出自己的路子，是在“文革”后期，即被“罢官”到省立医院当医生这段时期。在这10年中，他博览广涉，且十分重视西医诊治手段与中医药研究新成果，熔经方、时方、单验方于一炉，在治疗内科、
妇科诸多疑难杂症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
中风、骨质增生、
前列腺炎、肝炎、肾病等，已总结筛选出成套有效方剂和针对性“组药”，中西融汇，病证合参，治验显著。
鞠躬尽瘁——生命最后岁月展现的医家风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任之获得彻底平反。他本人要求继续留在省立医院当医生，但组织上还是按政策恢复了他的省卫生厅副厅长等职务。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卫生战线中，并着重进行了中医工作的拨乱反正。1984年退居二线后，王任之仍担任全国中医学会理事、省中医学会会长、新安医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并于1986年向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议，呼吁对素有“北华佗、南新安”之称、如今处于新起跑线上的安徽中医事业给予大力支持，力争在三五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
复职后，王任之仍坚持每周2次去省立医院应诊，并经常参加一些疑难杂症的会诊。每个星期天，他都一如既往地在家中为群众义务治病。由于人多，大家自觉按顺序就诊已成习惯。有一次，作为他的直接领导和多年好友的一位副省长带孩子来找他看病，他也没有照顾先看，而是说：“我不能破坏大家的规矩，今天只能对不起你了。”退居二线后，不少医院邀他去坐专家门诊，答应付给他较高报酬，他均一概谢绝，继续在家中免费义务坐诊。家人看他成天劳累忙碌，建议他70岁后就不要再看病了，他说：“既然当了医生，命中注定，我这一辈子就是要看病看到死了!”实际上，直到1988年1月12日，即他患病上
手术台的前一天的下午，他还在病房里为一位病人亲笔开出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张处方。手术后，由于并发症不断，险象环生，他从此再也没有能够从病床上站起来。但在病情稍有缓解时，他仍躺在床上利用口述的方式为一些老同志开方治病。1988年7月23日，王任之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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