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为发展生物医学业而投入了数十亿元巨款，但是否已取得显著成效，还是只在追梦？我们是否已走错了方向，把精力和金钱都投放在我们不占优势的领域？
这些问题在国立脑神经医学院院长李玮玲医生最近接受路透社访问，对本地生物医学业的发展方向与成果提出质疑之后引起争议，新加坡科技研究局（新科研）主席杨烈国昨天也在该局的新加坡生物医学业务定期报告会上对她的说法作出反驳。
据路透社引述李医生的话说：“有多少个外国科研明星到了新加坡之后作出重大发现？再看看新加坡的面积，就让人质疑我们是否该扮演创业资本家的角色？”
杨烈国在记者会上则以他一贯机关枪般的语气说道：“批评我们是创业资本家的人，是因为对我们不了解或不在其位。”
他指出，新加坡并不是像创业资本家那样投入了一大笔钱，然后等待获得他们投资的公司上市，以赚取利润。
“我们所进行的是长远的投资，每个科研计划都需要5至10年才能完成，之后若有突破发现，我们就会把这些科研成果商品化。”
对于吸引著名外国科学家到新加坡，杨烈国表示那不仅是为了希望他们在新加坡有一番科研成果，也希望他们成为新加坡年轻科研人员的模范。
他指着海报上的一些新科研奖学金得主的照片说：“我需要鲸鱼来照顾这些孔雀鱼。没有了这些鲸鱼，我们将毫无头绪，这些年轻人也不会报读科学。修读博士学位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不像信息科技那样，是门立即就有斩获的生意。多少国家愿意投入这般心血？我们是唯一愿意采纳长远观点去培训人才的国家。”
将在今年四月接任为新科研主席的林泉宝说：“如果我们不同最优秀的科学家合作，为新加坡的年轻学生制造机会，他们也会到别处去追寻顶尖的科学家。”
他表示政府决定增加对科研的投资，在下来五年内将投入135亿元，就是因为看到了科研所可能取得的成功及所将塑造的经济价值。他也引述了李显龙总理最近接受台湾《远见》杂志访问时所作的谈话，表示新加坡极为重视生物医药科技业的发展。
针对新加坡该从事哪些方面的生物医学研究，李玮玲医生和杨烈国也意见分歧。
李医生认为新加坡目前的研究范围过于广泛，应该集中精力在我们在亚洲占有优势的领域，如对B型肝炎、
肝癌、胃癌、红斑狼疮、
中风及脑部创伤的防治。
她在答复本报的询问时反问：“新加坡是否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去继续进行多年的缺乏目标，又没有成功保障的研究？我所谓的成功，是必须对新加坡有经济利益，最好也能改善病人福利的医疗突破。新科研所展开的生物医学研究，至今是否有取得这样的成功？如果没有，我们还应该继续浪费更多的资源去追梦吗？”
她说：“有5％的华族是B型肝炎带原者，这意味着有上千万名病人。脑部创伤在全球也非常普遍，是导致伤亡和终身残疾的主要原因，但由于这不是个很迷人的科研领域，全球只有十个中心在认真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她指出，国立脑神经医学院无论是从分子研究到
临床探究，从紧急病情到康复状态，都有良好的脑部创伤研究纪录，新加坡应该把研究集中在这些对新加坡人有直接关系，而且更占优势的领域。
杨烈国则认为自1987年以后出生的孩子，都已经打了B型肝炎预防针，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并不重要。他也认为脑部创伤患者的人数也不多。
他一边传递《纽约时报》所发表的一份有关越来越多40岁以下的人患癌的报道，一边说道：“我们之所以集中研究
癌症这类较普遍的疾病，是因为亚洲也面对着同样的问题。我们的许多年轻人不到30岁就已经患上癌症。问题究竟出在基因还是环境？我们要找的答案和全球一样。我们何必浪费时间去研究B型肝炎、研究脑部或头部创伤？”
李玮玲：批评生物医药业方向不是针对杨烈国
国立脑神经医学院院长李玮玲医生坚持她日前接受路透社访问时，对本地生物医药业的发展方向所作的批评是正确的。不过，她表明当时作出批评，并非针对主导这一行业发展的新加坡科技研究局主席杨烈国。
她昨天接受本报访问时，表明在路透社的报道中所发表的一些尖锐言论确是她个人的观点，路透社并没扭曲她的意思。
不过，李医生说：“我没在访谈中对杨烈国作出任何人身攻击，他要如何回应，不在我的控制范围内，也不在路透社的控制范围之内。”
她批评新科研引进的许多外国科研明星至今并没作出重大发现，也认为新加坡多年来所进行的是缺乏目标又没有成功保障的研究，如同浪费资源去追梦。
她还指政府虽一再强调生物医药业对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有很大的贡献，但在她看来，这门行业的贡献有超过90％是来自药剂公司，不能说是新加坡展开数十亿元生物医学研究的功劳。
“吸引药剂公司到新加坡设厂的原因包括新加坡政府的慷慨支持及严历执行知识产权法律、接近亚洲主要的新市场、高效率、劳工队伍的高教育水平及使用英语的环境。”
生物医药研究不是药剂公司投资考量
李医生说，除了少数和新科研或启奥生物医药园有联合研究计划的药剂公司，大多数都不会把新加坡对生物医药研究的重视作为投资的重要考量。
“只有在进行相同研究的小组都在互相竞争、求取突破的情况下，才能够获得知识产权，新加坡的竞争小组怎么会是吸引药剂公司到本地开业的助力？”
她也逐点反驳了杨烈国前天在记者会上对她所作的批评。
“他说我不在其位，说我是‘野地里的一把声音’，指我没在启奥生物医药园任职，但是自从我点出新加坡生物医药研究的明显错误方向之后，已收到许多新加坡医生和研究员的感谢信。他们都支持我这么做。”
指杨烈国没治病经验“在象牙塔里规划科研”
她指杨烈国显然并没仔细阅读她去年11月在《海峡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也不像她那样在医院里看病人。
“我要挑战从来都没有治疗病人经验的杨烈国，他是在象牙塔里规划科研方向。他过去很成功地推销新加坡，但是生物医药研究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从他完全漠视治疗B型肝炎及脑部创伤的重要性这点，可看出他是多么脱离现实。”
她反问20岁至50岁的人最担心的是什么？最常导致死亡的原因又是什么？“是交通意外，他们最担心的是脑部受伤。”
她说，5％的华人是B型肝炎带原者，这不是单靠注射疫苗就可以预防的。“全世界5％的华人是多么大的一个数目。”
针对即将在今年四月接任新科研主席的林泉宝前天在记者会上所问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当世界佼佼者？”这一点，李医生反问道：“难道我们要为了成为佼佼者而去当佼佼者？一定要别人说我们是最好的吗？一山还有一山高，为病人做到最好才是我们当务之急。”
她说：“新科研排除了政府有意重新检讨生物医药研究的发展策略的建议，但是部长级的研究、创新及创业理事会副主席陈庆炎博士的思想则比较开明，他相信生物医学执行委员会将会考虑各方面的意见，必要时会按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
陈博士是在日前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生命科学研究中心主持开幕式后受访时，发表以上观点。李医生也认为国大生命科学研究中心将集中研究一些在新加坡和本区域较普遍的癌症，这和她提倡从事特定领域研究观点一致。
她认为新加坡如果致力发展有竞争优势的领域，就可以成为世界的佼佼者。“新加坡奥林匹克理事会都了解这么简单的道理，那些主导新加坡科研策略的高智慧决策官员怎么会不明白？”
林泉宝前天在记者会上指出，科研是急不来的，也不是三五年就能见到成果，李医生则反驳说：“如果新科研真的这么认为，为何当初又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签署五年期限的合约？”
新科研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因为合作出现问题，而在去年宣布分道扬镳。
对此，李医生说：“我们为什么要进行生物医学研究？当然，能够赚钱是很好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能够帮助别人。”
她认为很少人愿意从事B型肝炎及脑部创伤这两方面的研究，是因为它们并不像进行干细胞研究或癌症研究那么“有魅力”。她也因此呼吁杨烈国不要只为了争取个人荣誉，而应该为大众的利益着想。
不过，根据新科研属下的生物医药研究理事会（BMRC）上个月所宣布的3168万元拨款分配法，在51项研究当中，癌症和脑神经研究项目各占6项，B型肝炎研究也有一项。转化研究（将实验室研究成果转化为临床用途）所获得的研究资金，则占了拨款总额的40％。
杨烈国答复
杨烈国在答复李玮玲医生的反驳时，只对本报说了简短的一句话：“绝对不要跟不可理喻的人理论。”
杨烈国回应李玮玲医生批评：不在其位的人要发表意见，由她好了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主席杨烈国昨天针对日前国立脑神经医学院院长李玮玲医生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对本地科研领域提出的一些批评，作出反驳。
李玮玲医生是在上星期接受路透社专访时指出，我国的研究资源所涉及的层面太广，而我国有必要检讨其生物医药领域的发展策略。
路透社引述李医生说“本地资源有限，在进行科研项目的资源分配上，应该有所取舍。科研项目应该集中在同亚洲疾病相关的研究，如B型肝炎或头部受伤等领域，而不是和海外世界级的研究中心竞争，进行同样的疾病研究。新加坡应该有选择性地挑选几个领域进行研究，这些领域必须是我国比较有把握取得成功的。”
针对李玮玲这样的批评，杨烈国昨天在该局的新加坡生物医学业务定期报告上反驳说，该局把焦点集中在癌症的研究，主要是因为40岁以下的人患上癌症的病例有增加的趋势。
杨烈国似乎有备而来，在以一贯机关枪似的语调提出反驳的同时，也现场分发一份《纽约时报》的报道给在场记者，来说明他的论证。该篇文章内容报道亚洲所面对的问题，许多30岁以下的年轻人患上癌症。这四起个案，分别指4名年龄介于25到27岁的年轻人，患上了不同的癌症，其中一些更属于末期癌症病患。
杨烈国问道：“每个在1987年以后诞生的小孩，都已经接受疫苗注射，B型肝炎已经不是问题所在。头部创伤？除非你头撞墙才会受伤。”
“这（癌症）才是问题所在，癌症不再只有老年人才患上的，年轻人也无法幸免。我们这里面对了这个问题。这是
遗传吗？还是环境因素造成的？我们要找的答案和全球一样。”
“那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在B型肝炎上？为什么要花时间在脑部或头部受伤那里？这样的几率有多少？”
“我们拥有最好的研究癌症的专家，包括大卫·连、刘德斌教授等，我们也能成为癌症研究的中心，当距离启奥生物医药园（Biopolis）很远的人发表看法，那是不相干的。”
路透社记者美雅史丹利(Mia Stanley)昨天也在记者会上，她曾经向科技局要求针对李玮玲的访问作出电邮回复。杨烈国在会上说，科技局较早前提供了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布伦纳（Sydney Brenner）教授针对路透社的提问所给予的答复。但是路透社一直没有刊登有关答复。杨烈国因此指出，既然路透社不刊登，那他就把答复发给所有的媒体，让其他人来刊登。他随即将有关文件分发给在场的所有媒体。
布伦纳教授是我国生物医药研究理事会主席。
针对李玮玲医生质疑我国吸引国际顶尖科学家前来进行研究的做法是否恰当，杨烈国回应说：“就这么说好了，一个不在其位的人，要发表意见，我认为就由她好了。而新加坡政府对我们所做的，都给予全力支持，不管是在资金或是我们投入的心力上，都很支持。”
“生物医药科学政策将维持不变”
科技研究局生物医药研究委员会执行署长马宣仁，在记者会上也回应说，生物医药科学计划一直很成功，政府对生物医药科学的政策，将维持不变，也并不打算考虑作出改变。然而，科技局一直，也还会继续调整和改进策略和做法，确保维持在正确的轨道上。
科技局副主席林泉宝中将昨天也补充，在过去5年，政府在本地科研，投入了50亿元，在接下来，投资将增长超过两倍，达到135亿元，使得科研，从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2.25％，增加到2010年的3％。
李玮玲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说：“新加坡有多少个外国科研明星到了新加坡后，作出重大发现？再看看新加坡的面积，就让人质疑，我们是否该扮演创业资本家的角色？”
针对这点，杨烈国回应说：“我们所说的创业资本，和传统上指的创业资本(Venture Capital)，如信息工业所指的创业资本不同。我们在公司进行长期的投资，基本上，我们是将在实验室里的成果商品化，和创业资本的概念不同。”
“每个计划需要大概5到10年的时间，基本上，我们要说的是，瞧，如果实验室有新发现，为什么我们不将成果商品化？我们的目标和创业资本将成果商品化来盈利，挂牌或在美国股市上市的情况非常不同。”
他觉得，在5年内，有这样的成绩，其实不错了。
“许多国家来访时，都问我们新加坡是如何在5年的时间内做到的？许多人还提供工作机会给我，要我担任他们的顾问。”
针对世界银行曾提出，我国无法留住一些从海外聘请的杰出科学家，路透社的一名记者昨天就问，那吸引这些所谓的鲸鱼到来，是否有危险？
分子与细胞生物研究院院长大卫·连教授(David Lane)说：“哪里有机会，年轻人就会朝那里去。”他以今年加入分子与生物细胞研究院的国际知名科研人员：美国夫妻档癌症基因学专家科普兰（Neal Copeland）和詹金斯（Nancy Jenkins）为例，说明他们移居本地的决心。
大卫·连教授说：“科普兰夫妇卖掉房子、辞去工作，就具体说明了他们对前来新加坡的决心。”
马宣仁说：“人们认为随心所欲离职的情况，只局限于海外科学家，其实这个概念是非常错误的。所有具有环球竞争力的人才流动性都很强。就算是新加坡人也一样。”
“所以，如果我们不在本地制造一个吸引他们的环境，他们还是会离开的，因为欧洲、美国和日本有的是机会。因此，关键在于制造一个优良的环境，吸引他们留驻。”
而在书面回答中，布伦纳教授指出，在过去的5年，只是发展过程中的第一部分。科技局的基础信念，是培养自己的年轻人才来接棒。
杨烈国就以鲸鱼和孔雀鱼（guppies)为例，展开了有趣的讨论。鲸鱼指的是资深的科学家，而孔雀鱼指的是年轻人才。
“没有大卫·连教授，我就无法给这些孩子应有的指导，我需要鲸鱼来照顾孔雀鱼，没有鲸鱼，这些年轻人就没有学习的楷模。”
“没有这些鲸鱼，我们将毫无头绪，这些年轻人也不会报读科学。修读博士学位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不像信息科技那样，是门立即就有斩获的生意。”
科技局表示，欢迎李医生和其他人，针对生物医药科学政策，提出看法，他们表示会继续采纳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给林泉宝去处理”
当路透社记者询问杨烈国会作出怎样的回应时，杨烈国说：“我选择不理，因为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还是留给林泉宝去处理好了，在这方面他比我擅长。这不是我的强项，我的强项是把事情做好，其他的，就留给耐性较好的人，像林泉宝来处理吧。我比较关心的是我的孔雀鱼。这才是我的长期方案，不是（回应）别人的投诉。我一天只有24小时，我还是应该优先考虑我的业务，对吗？”
他说：“我们欢迎所有的看法，建议，有用的建议。我们不需要石子。反正，我们的脸皮相当厚。”
作者：
2007-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