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题为《美国大学生命科学院系重组》的文章，讨论当时美国大学生命科学领域的院系重组问题。
事件的起因是：由于微观生物学领域发展迅速，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倾向于微观，科研成果层出不穷，而宏观生物学领域受到挤压，特别是生态学研究人员获得的资源受到限制，生态学研究人员人数大幅下降。另外，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研究项目往往能拿到上百万美元的资助，而一个分类学领域的研究项目资助也不过一二十万美元。从人才培养周期来看，要培养一个生态学家周期是很长的，而分子生物学领域更容易作出成绩。
此次争论带来3个后果。
第一是院系调整。美国各大学纷纷进行院系调整，将分子生物学和生态进化进行分离的同时，也强调生物学内部的逻辑性，强调交叉学科的培育。
第二是基金支持布局调整。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也专门设立用于资助宏观生物学的分类学专项基金，耶鲁大学宏观生物学领域的研究更是由此获得了校友2000万美元的资助。
第三是高水平教材的编写。编写的教材更关注宏观生物学与微观生物学的交叉地带，特别是用分子的手段去研究宏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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