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bert Weale说，围绕着转基因作物对发展中国家的潜在收益的辩论必须理性，基于证据。
世界银行最近评估过去3年来粮价上涨了一倍将使1亿生活在低收入国家的人民更加贫困。而且未来也看起来并不明朗。粮价虽然有可能从其当前的峰值回落，然而据预测在未来十年仍将保持高位。
就在世界考虑如何回应的同时，关于转基因作物的争论不可避免地很难看地崭露头角。“难看”是因为公众有关该技术的交流通常被看成宣传很多的极端观点。例如，今年夏天英国查尔斯王子针对转基因作物富有激情而缺乏认识的攻击导致了一场充满偏见反应的恐慌。我们应该回到这个争论早期形成分化争论的位置来。
自1999年以来，我的组织，位于英国的努斐尔德生物伦理理事会就曾两次调查了转基因作物引起的伦理问题。在2003年的一份报告中，理事会尤其注意到了发展中国家。有两个结论仍然与今天的状况有显著的关系。
伦理责任
首先，理事会推断了在探索转基因作物是否能在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改善粮食安全状况并增加农业收益中存在伦理责任。在得出这个结论过程中，该理事会考虑过不同意见的风险。当人们拥有了充足的食物，就像在发达国家那样，消费者和生产者将感受到避免风险的自由——即便那种风险是理论上的而不是现实存在的。然而发展中国家挣扎在大范围的贫困、缺乏医疗、虫害控制有限以及农业可持续性差的状况中，他们有不同的风险-利益计算标准。这可能就是发展中国家在过去5年中转基因作物面积增长了三倍的原因，相比全世界范围仅增加了一倍。
人们要求富国的消费者抑制对转基因作物持怀疑态度，只有这样与发展中国家有关的研究才能继续。实际上，他们正被要求承认，他们任何潜在的损失都没有穷国潜在的收益更重要，这些穷国产量正不断减少，同时传统农业正日益变的不可持续。
这不是轻视其他减少贫困和
食品安全所需的因素——比如稳定的政策环境、适当的基础设施、公平的国际和国内农业政策，以及土地和水资源的获取。转基因作物只是一幅巨大而复杂画面中的一部分。然而我们在开发出其潜力之前是不会知道这个部分有多重要的。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努斐尔德生物伦理理事会第二个重要结论就是转基因作物的各种类型和情况必须个别考虑。那些反对或支持转基因作物的人本身就造成了一种无益的观念。
每次在插入基因或基因的合成物时，就必须评估目标作物的本性。把转基因作物与当地所选作物相比较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金稻——提高胡萝卜素含量有助于应对维生素A缺乏症——在人们能从多叶绿色植物获取充分维生素A或愿意通过补充维生素来获取的情况下就不需要了。然而如果不是这种情况，这种作物还是能显著改善营养状况的。
同样的，抗除草剂大豆能减少劳动力需求。如果一个群体是靠手工锄草来生计的，这可能会是毁灭性的打击。然而这也能帮助那些由于高流行疾病比如爱滋病而导致劳动力短缺的群体。
研究的作用
科学家与其他证据必须成为这个争论的中心，而且在过去的几年中有关转基因作物的证据都已成熟了。
比如，根据最近《科学》杂志的一项新闻报告，即将发表的研究将阐明儿童为预防维生素A缺乏症每天需要食用的“金米”的总量。如果政府和农民要对转基因作物做出明智的决定，那么这种研究就是至关重要的。确实，在资助新研究之前，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和地方机构应该考虑其重要的作物和最需要的转基因特性。
英国政府在未来的5年中投入1.5亿英镑(2.63亿美元)从事研究，目标是使农业更好的应对影响贫困农民的虫害和疾病，并增加小农的农业产量。
研究工作在发展中国家也不断成长，南非科学家开发并商业化了抗病毒玉米(资讯,行情)，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等国还主持开发了非洲重要农作物的抗病毒品种的项目（请参见“撒哈拉以南非洲农业生物技术：事实和数据”）
均衡处理
很多人会担心来自转基因作物带来的环境危险，比如基因流入其他植物中，而且这也是科学研究必须要阐明的一些事情。然而无根据的发出警告就如同火上浇油。同样地，承认一项新技术之前苛刻的零风险证据根本上是不符合任何用来研究新技术的实践方法的。移动电话或飞机如果在这样苛刻的要求下可能会永无天日了。
在转基因技术这个事件中，问清楚利用转基因作物会有什么风险是至关重要的。但是问清楚不这样做会有什么危险也是很重要的。现实的成本效益分析要考虑当地社会和环境条件，也要考虑发展目标总是在一个国别基础上进行的。
有关粮食危机的激烈争论绝不能偏离以证据为基础的生物技术能改善发展中国家农业产量潜力的评估。转基因作物的利益也绝不能夸大。但我们也不允许那些较差的论据成为掩盖强有力证据的一个好理由。
Albert Weale教授是努斐尔德生物伦理理事会理事，英国艾塞克斯大学政治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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