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学不会衰亡

——华师大朱瑞良教授访谈



        记者：美国《科学家》杂志最近刊登了一篇题为《一个正在衰退的领域》的报道，文章认为传统分类学家是濒危物种，并提出“随着这一科学群体的逐渐匿迹，分类学这一独特的知识体系是否也会走向消亡？”。从文章本意来看，作者是在为分类学的生存而呼吁。作为一个从事分类学研究的学者，不知你对此有何感想？

        

        朱瑞良：这篇文章反映的情况确实存在。在不少人看来，分类学这个领域过去很辉煌，现在中年以上年龄段的人都还知道采集生物标本和为这些物种命名的事。但近些年来分类学确实是在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与人们的生活渐行渐远，以至于有人认为分类学正在走向消亡。我个人觉得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进入分子生物学时代以后，生命科学领域研究范围越来越广，研究的内容越来越多，研究的深度越来越深，一个模式生物（如拟南芥）可以让一大批科学家一辈子都做不完。此外，在大学的生物教学中,新兴的分子生物学及相关课程一定程度上挤掉了传统分类学的课时和野外实习的锻炼,造成了学生所掌握的理论知识以及对自然界和分类的感性认识不断下降。

        

        记者：你刚才提到分子生物学等新方法、新手段对分类学的影响，好像这是令很多从事分类学研究的学者很纠结的事。

        

        朱瑞良：分子生物学等新技术的渗透是必然的，但传统分类学仍然是从事生物学研究的基础，现在新技术虽然多了，但到目前还是不能取代传统分类学的手段，比如生物的命名还是按照林奈的双名法命名。分子生物学的知识则能为传统分类提供有力的支持，使得分类学家对疑难类群的分类、命名更准确、更科学。总之，我认为传统分类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野外从形态上就能够认识它们，这对于宏观生物学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分子生物学等新方法、新技术的应用，可以作为传统分类的一个重要补充，有助于提升分类学的研究水平。

        

        记者：你好像还是比较乐观的，这是出于你对自己研究领域的偏好还是另有原因？

        

        朱瑞良：我之所以一直坚守在传统分类学岗位上，是因为我对分类工作的兴趣和坚信它的重要性。最近对分类学这一行来说有两件大事，一是有“中国的林奈”之称的植物分类学家吴征镒院士获得了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另一件大事是“《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已入围200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见相关链接），这些都证明我们国家已经意识到经典分类学的重要性，也是对分类学家的极大鼓励和鞭策。

        

        自然王国里确实还有太多未知的物种有待去认识。据估计，分类学家迄今发现、描述和命名的物种仅占全世界全部物种的6%左右，其余94%物种的相当部分很有可能在有名字之前已经灭绝了。

        

        以我国为例，中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基础就是分类学，不对物种做出准确的鉴定，就谈不上合理利用和保护资源。我国的孢子植物(如藻类、真菌、地衣、苔藓等)和昆虫的分类研究仍然相当薄弱，很多类群至今还无人或很少人去探索。中国有几千个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内有什么，要保护什么，需要（传统）分类学家进行野外考察、鉴定来完成。农业、林业、园艺、海关等部门也离不开分类学家的技术支持。如城市的绿化以及引种驯化没有经典分类的知识是无法完成的。

        

        在近来备受关注的控制外来物种的生物入侵方面，首要的是将外来物种和本地种鉴别开来，这需要分类学家长期的野外调查和标本的积累。例如，在上海危害甚重的加拿大一枝黄花，在治理上首先要确定其物种和归属，其次分析其迁移和入侵路线。因此防控生物入侵，往往是从分类学基础工作开始，要到野外观察，作比较研究，在这些基础上才能提出驱逐和防治的措施。

        

        另外，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健康食品和药物的需求不断提高，科学家一直试图从野生生物中发掘资源(包括基因资源)和灵感，这需要分类学家的密切配合方能完成。

        

        记者：讲到分类学，就想到到野外去做生物样本的采集工作，现在这一专业对年轻人还有吸引力吗？有什么对策吗？

        

        朱瑞良：野外观察和采集是传统分类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尤其是到那些人迹罕至的地区，由于这些地区交通条件非常差，去考察需要花费大量的物力、人力和财力，而且还有可能遭遇到诸多危险；另外，现在的一些考核制度也不利于分类学研究，因为分类学方面的学报的影响因子普遍偏低，很少有超过2.0，这些往往会影响年轻人的专业选择。同时，能够坚守在传统分类学领域的专家已是非常之少，被认为是濒危的“物种”了,甚至出现了国内有些高校指导学生野外分类实习教师的缺失现象。

        

        目前，传统分类学的日渐式微已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我觉得这种情况的改观需要一定的时间，国际上不少国家都在商量对策，如美国科学基金会有一个PEET计划，旨在专门资助培养新一代的分类学家，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自2002年开始设立经典生物学分类倾斜专项，旨在支持经典分类研究工作，培养和稳定经典分类人才。

        

        记者：在不少人印象中，华师大等高校在分类学研究方面是有长期传统并形成特色的，你们是如何坚守阵地的？

        

        朱瑞良：确实是这样。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在植物分类学的人才培养和研究方面还是始终坚持生物系本科学生的野外实习，本科生的《植物学》课程2009年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近年来我们的植物分类学教师都先后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经典生物学分类”倾斜项目的资助，2008年也获得了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计划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的资助，主持的分类学研究项目“苔类植物的分类和地理分布研究”获得了2007年度的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我相信，随着国家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并加大投入，在分子和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分类学不会消亡。

        

        朱瑞良简介：1963年12月出生，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研究方向：苔藓植物分类学；2008年获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计划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与分类学相关的学术兼职有：国际植物命名委员会委员(苔藓植物委员会)；Journal  of  Systematicsand  Evolution副主编，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主任。

        

相关链接    分类学

        

        分类学是系统生物学中最古老、最基础的一门科学，探究生物的分类和命名，回答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地球上有哪些物种，二是这些物种生长在哪里？

        

        传统分类学与保护生物学息息相关，人们的衣食住行乃至文学、艺术无不与自然界的生物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人们要利用生物资源，首先需要知道的是地球上有什么生物资源。然而，地球上到底有多少物种仍然没有人能准确地回答，甚至中国这样的生物多样性大国到底有多少种生物现在仍然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这些问题只能由分类学家回答，离开分类学家这些工作将无法开展。

        

        就全球现有物种数这个问题，国际上COL项目正在对全球生物物种进行编目。在植物方面，国际组织GSPC“全球植物保育战略”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对全世界植物的种类进行编目。

        

        2007年4月8日，约3000名生物学家联合开展的生物物种名录编纂经过6年努力，物种突破百万大关，达到100.9万。预计2011年编纂完成时，名册将囊括175万现存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