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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光的名字，在2000年之前，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是陌生的。他得以被大众知晓，是在一场大灾难之后——2003年非典型肺炎疫情侵袭中国。他提出的多项重要建议被政府采纳，为防治SARS发挥了重要作用。
曾光1946年生于北京。1970年从河北医学院毕业，在河北省围场县从事了9年农村医疗工作。1982年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流行病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导师为我国流行病学先驱和奠基人、公共卫生教育家何观清教授。
长期以来，曾光一直战斗在我国传染病监测、流行病学研究、公共卫生应急反应和防治对策研究的前沿领域，每当出现重大疑难公共卫生问题，特别是原因不明的公共卫生事件，他就会被“请”出战。
2009年5月，当甲型H1N1流感的病毒传播时，又是他在第一时间为公众科学地解读疫情，并对疫情发展情况作了审慎判断。本报当年8月24日刊发了专访《曾光：但求为生民立命》。
“没有SARS，就不会有中国公共卫生的发展！”在北京西城区南纬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8楼的办公室里，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教授一字一顿道，“这场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给我们上了一堂活生生的公共卫生课，恰恰是这场危机，把我国‘倒逼’上了公共卫生的快车道”。
10年前的2003年，一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疫情，如幽灵般在我国广东、北京等地肆虐。这个此前鲜为人知的专有名词的简称，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正是这场疫情，使得曾光进入公众视野，虽然此前他已经是国内流行病学领域的权威学者。
2003年春天SARS大流行期间，曾光先后担任卫生部广东联合调查组流行病学组长、首都SARS防治指挥部总顾问，他提出的多项建议被政府采纳，为防治SARS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是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他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解SARS防治对策。他还为身在北京的外国驻华使领馆与国际机构工作人员宣讲SARS相关知识，通过媒体为公众普及应对SARS的注意事项……
时光如梭，转眼10年过去了。“如果说过去的10年，是中国公共卫生有史以来最重要的10年，那么放眼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们还会面对更多复杂的问题与挑战！”曾光一面感到欣慰，一面却保持着警觉，“如果又一场危机到来时，我们已具备应战能力，那也许就是SARS这场惊心动魄的危机带给我们所有人的财富。”
事件回放：现场办公时医护人员说出了实话
10年前曾光57岁，当打之年的他却感到疲乏——不单是体力上，更多来自心理层面。
由于2002年底、2003年初广东出现不明原因的肺部感染症状病例，2003年春节刚过，广东百姓开始抢购白醋、板蓝根。有关“非典型肺炎”的传闻，在坊间不胫而走，且越传越广。此时，曾光就在广州，他的身份是卫生部广东联合调查组流行病学组长。联合调查组由从北京特派的专家和广东省专家组成，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担任调查组组长。2月，这批来自北京的专家抵达广东。在曾光之前，已有两批专家抵达南粤，但“案情侦破”未能有实质性进展。
从一开始，调查组中就有专家对疫情判断是否准确产生质疑。随着调查的展开，“是不是禽流感”成了专家组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当时，疫情汇总已显示出部分与禽流感吻合的迹象，而且香港大学根据病例样本、经实验室研究证实为禽流感，消息已传到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持采信态度，先后派两批流感领域专家至中国。
究竟是不是禽流感？该不该立刻对外公布？卫生部压力巨大。曾光建议，眼下不需要急于公布病原体到底是什么，而要把调查核实后广东省疫情的真实情况说清楚。
与曾光同组的流行病毒研究专家郭元吉教授坚持反对禽流感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位时年66岁的老专家立下大功。当时，郭元吉火速出境直奔香港大学实地考察，回来后明确告诉调查组：香港方面将禽类流感与人类流感放在一个实验室做研究，不可避免地造成相互污染，实验结果无效。值得一提的是，这位郭元吉教授就是在后来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来袭中，频繁见诸媒体的国家流感中心主任舒跃龙研究员的导师。
对于疫情的判断，曾光不是没有产生过怀疑。进驻广州后，他与同事们第一项工作就是围绕疫情展开分析，这是流行病学调查的基础。“从疫情报告看，统计显示疫情的趋势为逐渐上升。但仔细看病例的发病时间，很多人又是这两天才发病的……结合病人发病时间节点等因素，再从统计学角度分析，疫情似乎应该呈现下降趋势，这与结论有矛盾。”曾光和团队成员决定下基层医院进行调研：首先必须拿到医院第一手门诊日志，了解每天到底看了多少病人，其中多少比例被怀疑与眼下这个不明就里的呼吸道疾病有关系；继而进入病房，详细记录每天有多少人住院、多少人出院。
调查团队细致入微的现场办公，让医护人员纷纷说了实话。原来，有一家感染病人高度聚集的医院，起初仅发病的医护人员就达40多名，可在上报疫情时却采取今天报一个、明天报一个的策略。究其原因，是不想成为新闻焦点，生怕追究到院方的第一责任人。现场调查继续深入，发现瞒报的不止一家医院，已严重影响到专家组对全市疫情升降形势的判断。真相大白，曾光和调查组成员长舒一口气，同时又被一种心理上的紧张感困扰、纠结着……
4月，曾光等专家从广东回到北京，SARS防治专家组进入各重点医院工作。专家们下到多家医院的病房第一线，情况远比想象的糟糕，医院正濒临感染失控的险境，很多医务人员和正常就医的患者被感染了SARS。有的医院空间狭小，患者拥挤，接受SARS病人相当危险，却又来不及改造——由于当时尚未研究出用于确诊SARS的诊断试剂，在病房，被怀疑为SARS的病人相互之间不能分区隔离，只能共处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即便在门诊，由于空气流通不畅，隔离区的划分也形同虚设……医院感染无法避免，靠单纯强调加强个人防护和消毒，早已无法控制感染的蔓延，原本治病救人的神圣殿堂反倒成了最主要的传播疫源地。
4月22日，曾光率SARS防治专家组进入感染最严重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当他们“全副武装”下到病房一线和门诊现场查看后，听到了一线医生的真实声音：“医院里感染的情况糟透了，已经无法挽回了！”完成调研后，曾光当天就在人民医院会议室里提出，人民医院必须立即封闭，以最快速度转移SARS病人，在通风良好的空旷远郊建立SARS专科医院，集中收治非典病人，使所有人远离“恐怖源”。医院的管理层既对曾光们的到来寄予希望，又异常紧张。曾光对他们直言：“我们不是来调查谁有责任、谁没有责任，当务之急是考虑解决方案。我现在就当着你们的面，用电话向首都SARS防治指挥部提出立即关闭人民医院的建议！”终于，医院感染最严重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停诊隔离，小汤山医院历时7个昼夜建起。各地纷纷跟进，有效控制了医院感染。
回到北京后不久，作为卫生部广东联合调查组流行病学组长，曾光也与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见了面。曾光与对方交流了在广东的所见所闻以及各类一手调查数据，世卫专家听完报告后当即表示，在中国广东流行的肯定不是禽流感，所有症状与疫情表现都与禽流感不同。一周之后，世界卫生组织于4月16日宣布SARS的致病源为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并将此病毒正式命名为SARS。
10年变迁：应对各种突发危机有了基本预案
时至今日，很多人仍旧谈SARS色变。曾光为此作出科学的澄清：SARS危机是由SARS冠状病毒引起的，论传染力，它不如麻疹、百日咳、流感；论病死数，更不如病毒性肝炎……“SARS能突然袭击，与它本身诡秘莫测、不宣而战、从一开始就占据‘天时地利’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公共卫生领域空子太多、乘虚而入的空间太大，这才给了SARS得逞的机会！”
SARS之后的10年，中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日渐完善，应对各种突发危机已有了基本预案，公共卫生人才建设开始步入正轨。不少人觉得，SARS的灾难已然远去，人们不再像10年前那样不堪一击……对此，曾光却保持着异常的警觉。近10年来，他在许多场合反复谈到SARS，并不断梳理思路，试图为后来者提供最深刻的经验。“SARS危机中我们暴露的问题绝非偶然，今后各种对社会有影响的公共卫生事件还将发生，因而揭示SARS危机的成因并引以为戒，是避免今后危机重演的前提。”曾光对记者说，SARS危机如同一面镜子，不但在一夜间折射出诸多被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暴露出我国社会发展的其他隐患。
曾光认为，缺乏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案、缺乏控制传染病流行的实战经验、缺乏全面的应战准备，是与SARS“交战”不利的主要原因。SARS爆发之前，我国没有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案，没有突发事件的认定和分级标准，也没有相应的指挥系统，更没有分级负责制和岗位责任制。与此同时，政府对突发卫生事件的信息发布、新闻传播、多部门协调、社会动员、重大控制措施实施等都未明确规定。“正因为没有预案，所以增大了广东省早期控制SARS疫情的难度。除广东外，全国很多地区尚未及时进入警备状态，有的地区甚至在SARS流行了一段时间后，还未做好对不同卫生部门的系统整合。”
一个新发疾病突然出现后，到底该怎么办？疾病怎么传播，有没有传染性，什么情况下会传染人？人们应尽一切努力认清它的真面目。然而在SARS流行早期，决策层始终强调临床救治研究和病原学研究，对流行病学调查和预防控制对策研究却重视不够，以至错失了早期控制的最佳时机。曾光称：“比如，我们当时已经找到了广州市医院感染的原因和控制办法，但因为声音不够大，没有及时对全国预防制医院感染产生影响，这充分暴露出我们普遍缺乏控制传染病流行的实战经验。”
透过这些表象，让曾光更揪心的则是深层次原因。他反问：“如果我们的卫生防疫系统始终保持全额财政拨款的体制，集中精力做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现场调查和培训，早期控制的能力会如此虚弱吗？如果在医院发展规划中，考虑到建设或配备适合救治烈性呼吸道传染病的病房、门诊和救护车，SARS期间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医院感染吗？如果有关领导能像熟悉WTO（世界贸易组织）一样熟悉WHO（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早一点开展国际合作，我们会走那么多弯路吗？”现实情况是，世界卫生组织先后派至中国的两支专家组，都因为各种原因未能进入广东现场调查。说到这里，曾光的语气里夹杂着一些愤怒与无奈。
“SARS危机是我们偏离公共卫生工作方向的结果，不夸张地说，2003年之初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极度薄弱。”曾光说，新中国成立后，公共卫生战线上曾活跃着一支素质较好、责任心较强、勇于吃苦耐劳的卫生防疫队伍，他们在应对传染病流行和其他公共卫生事件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使我国在短期内控制了鼠疫、天花、麻疹、血吸虫、疟疾、麻风等传染病。然而，自1980年代开始，国民经济加速发展了，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方向却出了问题。
比如，许多地方政府的领导认为，公共卫生工作只要“不出事就行”或“不出大事就行”，把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降到了最低水平。由此，公共卫生队伍被推入市场经济大潮，一面要做本职工作，一面要设法挣钱养活自己，专攻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人越来越少。往往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公共卫生问题越多，经费却越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自己养活自己的压力也就越大，开展的公共卫生工作必然更少。
曾光觉得痛心，“公共卫生队伍中出现了一个‘怪圈’：一方面，具有公共卫生专业知识的科技人员，因工资、生活待遇低而严重流失；另一方面，很多不具备该专业知识、技术，甚至没有接受过医学培训的低素质人员为了‘铁饭碗’而大量涌入。长此以往，给我国公共卫生队伍及其功能带来的破坏性，甚至毁灭性打击可想而知！SARS危机发生之前，很多地方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缩减开销，已尽量减少了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调查和培训，试问用这样的专业队伍去解决SARS等公共卫生应急事件，能有多大胜算？”
2003年4月20日，党中央、国务院对卫生部和北京市政府作出重要人事任免决定后，我国开始及时、完整地向国内外发布北京SARS疫情；4月28日，正值SARS最猖獗之时，曾光受邀为中央领导同志讲解SARS防治对策，并回答相关提问……在曾光看来，政治家从幕后直接走到前台指挥，某种程度上是SARS反败为胜的转折点。
“你无法想象，自古以来哪有政治家们天天开会专门讨论传染病控制的？”曾光回忆，SARS疫情最为严重的阶段，北京几乎每天开会，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副市长，以及各大部的部长均在座（事实上，广东亦如此，省委书记、省长亲自主持会议）。往往当天晚上决策的事项，连夜制定实施方案，翌日必须落实，第二天晚上就要汇报工作进度与效果……“当公共卫生事件转变为社会危机，单靠卫生系统已难以应对时，政治家们出场是历史的必然。作为公共卫生专家，我们的工作就是向其讲述疫情的真实情况与防治建议，而政治家们则可以据此作出重大决策，动员卫生系统望尘莫及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达到控制效果——这在此后10年包括甲型H1N1流感侵袭（2009年）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被一再证明具有关键作用！”
居安思危：直面长远需要创造的条件还很多
10年过去，曾经在社会活动中不太活跃的医学专家，特别是默默无闻的公共卫生专家，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他们被各级政府领导与政策制订者邀请讲授公共卫生对策，或在各类媒体上亮相为公众普及相关知识。
10年过去，一批与公共卫生相关的法律法规得到了“刷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使我国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有章可循。
10年过去，由曾光牵头与国际专家谈判并合作创办的“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CFETP）”，已被圈内誉为“中国公共卫生的黄埔军校”，输送了一批批既谙通理论、又擅长现场实践的公共卫生应急人才。
……
“无论是决策层、医务系统工作者，还是普通老百姓，这10年都从最初的混沌懵懂，到逐渐了解了公共卫生的理念。”曾光认为，公共卫生理念在医务系统内的普及意义深远，这有利于弥合长期以来我国医疗系统与公共卫生系统的裂痕。他举例说，过去很多医院不重视公共卫生防疫系统报告传染病情况，有的医院院长甚至从没学习过传染病防治法，医护人员缺乏预防控制传染病流行的意识；有的医院门诊和病房对传染病根本不设防，从流行病学角度来看，这样的医院更容易成为大规模传染病攻击的对象，而传染病一旦流行，后果不堪设想。近10年来，公共卫生理念在各级决策层渐入人心，是曾光最感欣慰的事——SARS暴发之前，他曾多次公开呼吁，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是一个国家的核心能力之一。在他看来，公共卫生事件可能导致社会危机、爆发公共事件。他也不止一次建议，亡羊补牢不能只补卫生篱笆的一个窟窿，而要以“大公共卫生”的视野，系统性地检查、发现漏洞，做到未雨绸缪。
SARS之后，人们并不轻松，因为传染病对人类的威胁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比如，现在人类正面临着流感大流行和艾滋病流行的危险，这些疾病对公众健康的威胁，随时随地会从潘多拉魔盒中钻出来。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包括传染病或原因不明疾病的爆发流行，还包括重大食物或化学物品中毒、饮水安全、职业病、环境污染、核泄露等严重威胁……”曾光说，随着生态环境变化、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技术演进与法律和伦理等不断碰撞，公共卫生的风险在加大，各种新问题将更复杂难辨，各类脆弱人群将更容易受到伤害。
“直面中国公共卫生的长远未来，需要创造的条件还有很多。”曾光坦言，在生物医学方面，与疾控研究能力薄弱、核心专利少的技术阻碍相比，我国民众公共卫生理念的落后更加可怕。比如，他在各地调研、进行流行病学现场作业时，仍能发现有些地方政府只重利润、不重环保，只重经济效益、不重公众健康，甚至袒护产生污染、造成职业危害的企业；在中西部地区，虽然国家层面已高度重视传染病与应急突发事件，可到了基层落实阶段却困难重重……“这些现状亟需改变，可改变又异常不易。与我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甚至文化方面的国际地位相比，公共卫生还是弱项，在这方面我们还依赖于别人的帮助，谈不上有多少对外援助。”
在曾光看来，要提升中国的公共卫生能力，当务之急是保证足够的关注度与经费投入，以便全面应对传染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意外伤害对公众群众健康的威胁；从更长远的角度计议，则应该传播健康促进的观念，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既有利于人民健康的方面，也可能制造新的公共卫生问题，所以需要为公众健康创造最适宜的社会氛围，并重视与公共卫生有关的法律与伦理学问题，尊重人的隐私、尊严和权利；此外，人类还必须协调自己与动物、自然的关系，减少人为破坏生态的行为，以此减少给人类自身带来的惩罚……
SARS终成历史，但在公共卫生专家眼中，汲此再怎样的“举一反百”都不算过分。曾光告诉记者，眼下所有看似平常的努力与改变，只有在下一场可能到来的大规模公共卫生危机掀起疾风骤雨时，才能被验明最真实的成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