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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时报》网站5月5日报道】题：要抗击疫情就要奖励科研
“疫情”这个可怕的词再次出现在新闻里。一种禽流感菌株已在中国导致多人感染，这让人们再次提出以下问题：如果这种菌株变得更具传染性，抑或如果出现其他致命变体的话，如何来预防可能存在的风险呢？
就应对疫情而言，我们的现行健康保证政策并不理想。问题关键在于，这些政策忽视了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公共产品”。
预防传染病是公共产品的一个核心例子，而基础科研也是个核心例子。基础科研可产生新理念，这些新理念可以以非常低的追加成本对外传播(相比之下，医保由国家提供资金，也具备公共产品的一些要素，但任何特定开支一般都是让接受治疗的个人受益，而不是惠及许多受益者)。
显然可以向前迈出一步，即在当前实行的联邦政府自动减支计划中对生物医药研究实施豁免。科研经费是给潜在的创新者预先付款的一种方法———此举很重要，因为创新者不能总是在药品确实有需求时对药品的价值收取高昂费用。
如果某种疫情在美国成为重大问题，那么对药品的需求量将远远超过与典型季节性流感暴发有关的药品需求水平，那时允许高价售药会不得人心，可能还有失公平。此外，传染的威胁使得尽量扩大预防网变得至关重要，这也表明要低价售药。
为医药创新人员制定某种奖励机制至关重要。在疫情出现前很长一段时间就需进行科研。还需生产疫苗并建立药物分配机构。比如说，发生艾滋病病毒或艾滋病危机时，美国毫无准备———美国作出适当应对花了数十年时间，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做准备。如果政府不为此类公共产品提供资金的话，一旦发生新疫情就会导致药品需求量飙升，到时就无力应对了。这相当于一种体制性失败。
政府可能还要采取一个更不寻常的步骤：政府可承诺，向证明可有效应对疫情的药品和疫苗支付诱人的知识产权费。购买知识产权的意义在于，必要时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以尽可能低的价格分配药品。如果没有暴发疫情，政府就不必支付这笔奖励金。但承诺提供这笔奖励金或许可引导供应商承担风险，提前加大产量。
如果政府不作出这样的承诺，私人专利可能很容易引发药品费用极高且分配范围有限的局面。一些治癌药就是这样，每年向患者收取的药费会超过10万美元。
如果有人对政府承诺高价购买药品知识产权持怀疑态度，可通过竞拍确定知识产权的价值。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在其论文《知识产权买断》中对此类竞拍程序进行了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