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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被誉为“中国肾脏病学之母”，为我国肾脏病学的发展披荆斩棘，开拓创新；她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荣获一系列国际奖项，提升了我国肾脏病学在国际上的地位。但她的性格却淡泊、宁静。这位如果不穿白大褂，朴素得跟北京胡同里的大妈没什么两样的老人，关心的是如何“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学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为中国人撑“腰”！
她一直关注着国人的健康。“医生最大的追求不是有多么大的门诊量，而是所有人都不必到医院来。”这是常挂在她嘴边的一句话。
她，就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教授、2013年首届国际肾脏病学会先驱者奖和2013年度国际肾脏病学会罗斯考·罗宾森奖得主——王海燕。
低调与高调
王海燕是一个低调的长者。在这次获奖之前，网络上居然搜不到一篇关于她个人成就的报道。然而，在工作和科研上，她又是一个极高调的人，无数个第一让她在世界肾脏病界独占鳌头。
王海燕注定是个拓荒者。
1979年，已经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工作了20年的她，作为教育部第一批派出访问学者到美国深造。在国际一流的肾脏内科，她接触到了肾脏疾病的新理论、观念和方法。“在国外的学习，我开阔了眼界，就像海绵一样汲取着营养，夜以继日地在实验室工作和各种学术活动，听、看、读、干，扩充有关肾脏病学的知识。”王海燕感慨地说，“这对我以后的研究非常有帮助。”
“当时咱们的肾脏病学专业，和国际上差得太远了。那时咱们就认识两个病，一个肾炎，一个尿毒症，再细化就说不清楚了。”王海燕介绍说，国际上推动肾脏病研究发展的路径有两条，一条是生理学，一条是病理学。刚刚迈出国门的中国医务工作者，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治病”，病理学可以很直接地关系到对病人的诊断，并通过基础医学来推动临床科学发展。想到国内肾脏病临床的需要，想到有那么多患者急需治疗，王海燕选择了后者。
她回国时，带回了很多先进的理念，首先就是在国内率先建立各种肾病的动物模型。而在引入和普及国际经验的同时，她也在探索和丰富这种方法。“我当时觉得，中国人不能仅仅跟着外国人通过动物模型作发病机理研究，要用它们来研究一些中医、中药说的治疗效果。”上世纪50年代，王叔咸教授曾启动中药治疗肾脏病研究，但此后的30多年，却深入不下去。王海燕决定通过肾小球疾病的动物模型，弄清中药对什么样的病理有效，对这些病理发挥效用的机制又是什么。
正是通过临床和病理的结合，她带领的队伍对所谓的“肾炎”和“尿毒症”进行了细化。10年间，仅肾炎一项，就报告了8种疾病，取得重大突破。在1986年国际肾脏病会议上，王海燕首次报告了中国肾小球疾病的疾病谱。“今天你去医院看病，不应再有任何医生笼统的诊断你是肾炎或尿毒症。”王海燕说，这一细节变化的背后，关系着数百万人的生死和命运。
“大球”与“小球”
王海燕的书房里挂着两张非常醒目的图：一张是她去美国哥伦比亚宇航中心访问时带回的从太空中拍摄的地球图片，一张是被称为“生命之树”的肾小球血管图片。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总是“心中装着这个大球”，把悲天悯人之情“落实于这个小球”。“不论是医生还是科学家，都是要有社会责任感的。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刻，我们应该义不容辞地站出来。”这句朴素的话是王海燕一生的信条。
在国际上，绝大部分的试验是由财力雄厚的厂商启动的，真正由临床科学家启动的很少，而由中国科学家启动全球范围内的研究则更加罕见。然而，在本世纪初，经数年完成的“中国慢性肾脏病流行病学调查”，就是在既没钱也没人的情况下起步的。什么都没有怎么办？王海燕责无旁贷地担起了重任，先是想方设法从原卫生部筹到4万元研究费用，随即带领着两三个青年人就干开了。
如此大型的流行病学调查，需要将整个中国的肾脏病发病情况浓缩到一个大型数据库中，其难度可想而知。历时4年，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13个省区市，终于初步摸清了中国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高危人群、危害性，并提出了在中国进行慢性肾脏病防治的战略方案。该成果2012年3月发表在世界权威临床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得到国际肾脏病专家的好评。“这个问题对中国太重要了。如果能回答这个问题，我死也瞑目了。”王海燕说得很淡然。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动情地回顾了王海燕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亲临抗震救灾一线，指导伤员救治的感人故事。
当年，王海燕已经71岁，灾区的一切牵动着她的心。如她所料，震后挤压综合征患者相当多，很多人继发急性肾功能衰竭。震后24小时里，王海燕分别向四川省肾病学会主席和华西医院肾科主任发出这样一条手机短信：“请利用你们的联系网络通知四川各肾科医师：对于严重挤压伤者不论有无肾衰一律给予水化、碱化；对挤压在下面未解救出来者，只要有肢体暴露在外就要立即输液防急性肾衰竭。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需要什么尽管联系。”
10天后，灾区急性肾衰竭的救援情况不明，有关部门急需了解如何投入救治力量，王海燕主动请缨，星夜奔赴救灾现场。为挽救尽可能多的生命，这位“高龄战士”奔走于灾区6个城市的16所医院，到床旁巡视患者，掌握了大量一手材料。
2009年11月，王海燕组织了国际肾脏病学会“地震相关急性肾损伤专题研究讨会”，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类似经验的专家，在成都共同交流地震相关急性肾损伤的学术经验，四川当地的两名专家也分别报告了中国成功的抢救经验。这次会议，将地震中急性肾衰的抢救实践上升到了学术高度。
严师与慈母
北大医院肾脏内科各位中青年医师在一段视频里集体“亮相”，讲述了王海燕在青年人成长中亦师亦母、不遗余力的帮助。她在树立理想、认真督促、严格要求、激发创造性、培养独立性等方面的引导和扶持，加快了青年骨干的成长。
很多年轻学生谈到王海燕，说得最多的就是“严”和“亲”。
“刚到北医时，学生们大多‘谈王色变’。我第一次见到王老师，就是躲在透析室门后偷看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病内科副主任医师杨莉说，随着年龄的增长，“王老师越来越真实了”，除了严师之外，感受更多的是她对学生深重的爱。“王老师在每一次开会和互访的时候，总是在努力给学生们寻找各种机会。她做事很独立，不愿意让学生陪同和忙前忙后。如果哪天‘老母鸡’身边带着‘某只小鸡’，那一定是为了给‘小鸡’觅食。”
“老师严，学生才会出息，团队才能‘出活儿’。”王海燕并不否认学生的说法。她笑着说，“我选学生不完全看分数，主要看他的思维能力、对事物的分析能力。”
对学生十分严厉的她，对患者充满了关爱。每当她知道住院医生给患者过度检查时，都会连上级医师一起严厉批评。她在自己主编的《肾脏病临床概览》一书序言中这样写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脏内科的全体医生谨以此书献给我们的病人朋友们！你们的支持和理解使得我们的医疗水平得以发展、提高。这本小书凝聚着我们的心血，也凝集着对你们的诚恳谢意和真诚同情。”
就是这样一位可敬的老人，已患甲减多年，可是常常工作到凌晨一两点。跟随她10多年的赵明辉教授，在每周一次的科研例会前，还是会习惯性地紧张、失眠。他开玩笑说：“哪次如果王老师不去，我们就会内分泌失调的。”
如今，已逾古稀之年的王海燕依然坚守在岗位上，问诊、出差、讲课，行程表总是排得满满的。“很忙啊！不过人家觉得你有用，你就觉得很幸福。”
老人家笑得从容而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