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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波:让科学家不搞公关搞科研

来源:财新网
摘要:要把科研项目立项决策权、管理权交还给科研单位,让选难题、攻难题、克难题成为科学研究活动的最主要内容财新记者汪苏近期,又有一系列科研领域的不端事件被曝光。8月1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开通报一批科研不端行为典型案例。冒名侵占他人科研成果等。这些问题的发生被认为和中国的科研管理体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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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科研项目立项决策权、管理权交还给科研单位,让选难题、攻难题、克难题成为科学研究活动的最主要内容

  财新记者 汪苏 

  近期,又有一系列科研领域的不端事件被曝光。8月1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开通报一批科研不端行为典型案例。所涉包括抄袭他人成果、谎报个人信息;伪造篡改实验数据;花钱雇“枪手”;冒名侵占他人科研成果等。

  7月15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袁振国被网友披露“公费携妻出国考察”。再次陷入丑闻后,袁振国提出辞职。此前6月,袁振国担任主任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被媒体爆料涉嫌课题评审腐败。这家不足十人的机构,掌控着400多个国家级、部级教育课题的审批权,所涉课题经费总额超2000万。

  袁振国在教育智囊界地位举足轻重。其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主任、教育部师范司副司长,社科司副司长等职,2007年由教育部空降至部直属研究机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前身)任所长一职。袁振国同时担任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参与了多份教育核心文件的起草。

  这些问题的发生被认为和中国的科研管理体制有关。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马大龙在今年两会发言时就曾指出,一些政府部门实际上决定着项目投哪里,投给谁。这超出了其自身的职责和能力,导致了部门利益、长官意志、个人好恶,取代公共利益和科学判断,决定着科学资源的投向。从立项到结题,一纸领导批文、一两个官员、几名圈内专家,暗箱操作,却能决定数千万甚至上亿元的科研经费的投入,不仅导致投入效益低下,更助长了学术腐败。

  同时,科研评价过度以论文为导向也是中国科研中的长期问题。

  而这些问题体现在前台,则是中国科研面临的顽疾:科研效率低下,原始创新能力难以有效提升。这与国家层面力推近20年的“科教兴国”战略口号形成极大反差。

  这些问题也令身在其中的真正有志于科研的工作者痛心,并深受煎熬。中国科研管理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如何才能还科研以本来面目?财新记者采访了科研工作者、有着长期科研管理经验的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海波。

  财新记者:科研领域这些让人痛心疾首的问题何以形成?中国的科技创新水平迟迟难以提升与之有何关联?

  王海波:绝大多数科研人员和科管人员都是遵纪守法的。科研领域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有个人的,也有政府的。解决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入手,不能简单停留在抓几个人或洗脱一下责任上,还是要从导致问题的根源、产生问题的机制上找原因。

  由于职能设置和运行机制方面的问题,某些部门的权力过大、过宽,做事容易主观、武断、强势,不大顾及科技人员的意愿。特别是对项目一竿子插到底的过细、过具体的管理,使得很多事情缺少必要的层次制约,最终为规范管理所采取的一系列制度和办法也往往是首先保障自己不出直接的责任事故;而经费到位期与项目实施期的不匹配和硬要地方财政拿配套资金而又不能保障等问题,严重困扰了很多科研人员,同时也为个别人“撞线”提供了某些借口。

  这些年来,我们不恰当地使用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目前,科研经费采取项目管理模式,科研项目多是由政府直接管理。由相对少数的头脑制定规划,再由更少数的头脑编写项目指南,国家对科技投入的增加又基本上都变成对这些项目投资强度的加大。这种对有限目标、有限项目的强大资助,一下子形成了对全社会的巨大吸引力。很多大学、科研单位纷纷瞄准这些项目设立研究中心、实验室,或建所谓的新学科,用各种手段在兄弟单位间挖人,甚至使一些非国家资助领域的专家不得不被迫变成相应领域的专家,不少企业建研发中心也瞄准了这块肥肉。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导致全国性的重复建设,还导致科研单位不能监督、指导科研人员更好地从事科研,而是和科研人员联通一气向政府管理部门“攻关”,甚至使某些拿到项目的“科研人员”成了凌驾于单位之上的“牛人”。政府原本的想法是集中力量、选择最擅长的人做这些事,结果导致全国复制出了一大批同类专家、同类学科,去恶性竞争这些项目。最后拿到项目的人往往是最善于搞“社会活动”的,而真正擅长做研究的人,反而拿不到项目。

  片面地强调“不撒芝麻盐”、“集中力量办大事”,忽视了科研的自身规律。科研是创造性的劳动,需要物质投入和智力投入相得益彰的结合。这些年我国科技投入的增加,大多放在了增加支持强度上,而没有考虑适当覆盖较多的领域和覆盖较多的科技头脑。这让我们看到了,一方面很多科研人员无钱做事、很多重要领域无人问津,另一方面有些人却在豪华装配实验室、奢侈地做科研,科研产出的成本直线上升。

  另外,我们的评价导向问题很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错误地理解国际化,过分注重国外对我们的看法。以为我们的论文发到了国际刊物上,就是达到了国际水平,发到所谓著名的国际刊物上就成了国际著名专家。结果是在外国人设定的框架下,做一些跟踪性、补充性的事情。然后,又把在国外发表文章的情况作为衡量研究水平高低的标准。这样理所当然导致科研无法和国内的实际需求结合、科技创新无法和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结合。另一个是过分注重量化和指标化,导致了过分机械化。科研项目的验收,不是看解决了什么科学问题,而是数论文、专利、获奖的数量和看论文发表在什么刊物上、专利是不是冠以“发明”二字、获奖是不是国家奖。科研项目的预算,搞得和工程项目预算差不多。试想一下,当科研人员被这些东西层层围住的时候,还有什么勇气和心情搞突破性的创新呢。

  客观地看,中国人并不缺乏创新能力。大多数科研单位和科技工作者都很清楚未来科学发展的方向,特别是自己所熟悉的领域,但由于不科学的管理,使得他们的所思所想无法变成现实。“科学的春天”到来已经三十多年了,还说我们的科技落后和创新能力不足,只能从科技管理上找原因。用一竿子插到底的项目管理,把科研人员限制得死死的,绝大多数的科研人员越来越没有提出项目的主动性,科研单位也没有组织项目的主动权,最后都是要服从于少数人规划的方向和确定的项目,而且为了让这些项目做到所谓的不落空,又大都采取简单的量化考核,更是把大家的创造性逼向了绝路,结果是大家花了很多的心血,却没做什么有用的事情。这才是导致我国创新能力不足的根本原因。

  再有,我们对人才的认识也存在很大的偏颇,总是希望依靠聚焦少数人创造奇迹,这实际上是一种就很不健康的心态。泛泛地说我国缺高层次人才、缺大师级人才,也是很表面的。

  财新记者:能否以你所在的农业科研领域具体说一说?

  王海波:与其他科研领域相比,农业科研领域更显得缺乏规范性保障。应该说农业科研比其他的科研面对的情况更要复杂,而且可控性差。农业有很强的地域性、多样性、多变性、时间性和不可间断性。农业科研项目经费到位的滞后,一旦错过了合适的时节,往往影响的不只是一年的工作。目前,分布在各省的大多数农业科研机构大都没有自己可主宰的科研经费,所有经费都是规定得较死的政府直管的项目。这些项目也都是侧重于很少的几个方面,那些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由于不容易出现绩效,常常得不到支持,如在农业中占有很重要地位的植物远缘杂交已多年得不到支持。农业的很多项目,也在习惯性地向热门领域靠拢。随着项目热点的移动,很多农业科研人员被迫改行,放弃自己多年的积累,进入自己不熟悉的热门领域,在全国形成了严重的重复。再有,项目周期过短,一直是困扰农业科研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

  还有,农业科研的评价,论文化倾向日趋严重,这是可很可怕的。

  财新记者:这两年国家和一些研究机构也试图做出一些调整,比如尝试改变过度倚赖论文的评价方式。就你观察,情况是否出现了一些好转?

  王海波:有了些好转,但是还没有形成根本性的改变。应该看到,由政府直接管理具体科研项目的做法已塑造出一大批与之利益相关的专家,其中不少人已成为相当有话语权的学术权威,无论是让他们同意改变对自己有利的项目管理机制与格局,还是让他们否定自己,都比较有难度。让靠发表外文论文成长起来的专家否定发表论文的意义、改变论文评价导向,从感情上讲也不大可能。

  现在,虽然有不少领导或专家在呼吁改变过度依赖论文导向的机制,但现实中却很难操作。一些“明白人”只好继续选择走前人走过的这条“成功之路”。当然,发表有价值的科研论文是绝对需要的,但是发了一大堆论文,并没说明什么重要的问题,却在考核和职称评审等活动中得到了很多利益,这种导向是很不好的。

  前不久,和科技界的一些朋友交流,不少人反映中国的科技投入虽然增加了,但科研环境越来越恶化了,其中主要是对科研管理问题表达了严重的不满。在今年年初,网络上有关“逃离科研”现象的大讨论中,曾有年轻人这么讲:如果我继续留在科研战线,我会觉得对不住自己的良心,因为我拿着纳税人的钱,却仅仅是发表对自己有用而对社会没什么用的文章。如果我要对得住良心,就对不住自己,因为我要是去研究有意义的课题,就要冒险犯难,而难以应对当前的考核评价体系,会将自己边缘化。

  解决我国科研领域中的问题,期望从下边做起是不现实的,必须自上而下,从改变科研投入管理机制入手。

  财新记者:要怎么改变?

  王海波:把责任层次化,各层负各层的责任。在国家大的宏观规划指导下,大幅度减少政府直接管理的竞争性项目,把大部分的科研经费使用权交给各科研单位,并对他们的管理规范和管理绩效进行考核。在具体项目设立上,把设立具体项目的建议权交给真正的一线科学家,把立项决策权、管理权交给相应的科研单位。其实,75%的科研经费都可以这样使用,让科研单位搞项目的设计与布局,肯定比公务繁重的政府部门做得准、做得细。一旦让我们的科研人员有了基本的科研业务费,他们就能够在自己最能施展才华的方向上,心无旁骛地选择重要的研究领域、做最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当由众多的专业化的科研管理队伍管理科研时,将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科研管理生态,人们期望的选难题、攻难题、克难题将成为科学研究活动的最主要内容,国家的竞争性项目管理也将随之得到巨大的改善。

  改革开放初期的大约前十年我们就是这么做的,实际效果很好。以农业科研来看,虽然当时的投入很少,但科研人员都能安心地做有意义的工作。我们今天农业上取得的许多成果,仍然是吃的当年积淀下来的一些老本。

  财新记者:如何对他们考核评价来避免大锅饭?

  王海波:可能会有人担心,这样做是否会出现新的吃大锅饭问题。这一点不必担心,国家能对科研单位提出要求,这是一种明智的权力下放。在保障科研工作能够正常开展的前提下,让更多的科研头脑参与科研不是吃大锅饭,而是增加智力资源的投入。

  什么叫尊重科学研究的本来面目?科学研究讲究的是创造性,讲创造性需要强调个性,而个性往往是非公识的,正确地把握这些东西科研单位比政府部门要有优势。我们的原始创新之所以少,和科研项目评审中常常追求共识有关,共识度越高,创新度就越低。一旦把决策权交给一定群体的熟悉自己专家的科研单位,那些有创造力的科学家是不会因为不善做“社会公关”而被埋没的。可以说,创造让科学家不去搞关系也能施展自己创造才华的条件,是当前改进科研管理的重要方向。

  有了这样的管理,同质化竞争的问题就会逐步解决。在科研单位的监督下,大多数的科学家会差异化地选择有自己的特色方向,最后把大家所选择的各领域合起来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健康的科研生态体系,形成相当有实力的国家创新能力整体。

  当前我们的科研管理,更重要的是利用好拥有丰富的智力资源这样一种优势。科学家拿到钱后,不要急于评价,要给他们若干年把人生赌上去的冒险犯难时间。像长跑一样,不能在起跑线上判定谁是冠军,也不能在跑的过程中判定谁冠军。科研评价一定不要过早、过急、过频,这犹如不能在幼儿园选博士生一样。科学家的工作,其实是在经常地被科学共同体及其所在的单位监督、评价着的。政府只对科研单位进行评价即可,要相信科研单位是不会让自己的科研人员吃闲饭的,科学共同体的学术争鸣也不会容忍科学界的“作假者”和“南先生”。总之,政府要走出置已存在的大量科研“正规军”而不用,却要另起炉灶临时拼凑“游击队”的做法,加强对科研“正规军”的依靠和使用,对他们的管理能力进行评价和监管,若做得不好可拿“司令”是问,或更换“司令”,这才是政府应该做的。

  财新记者:现在改革时机是否成熟?

  王海波:这没有什么成熟不成熟的问题,各专业化的科研单位、各有科研能力的大学,作为活生生的现实摆在那儿,就看你用不用、依不依靠。但实施起来,可能会有些阻力。阻力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管项目的部门,因为这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权力。二是在老机制里面占据了有利地位、有了重要话语权的一些专家,因为他们奋斗多年形成的地位可能要受到冲击。当然,这样考虑问题或许有小瞧他们,但毕竟是要让属于他们的利益受到冲击。国家在考虑这些意见的时候,也应听取这些部门和这些专家的意见。但科管方面的这些问题正在逐渐被大家认识,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实际上是没有胜者、没有赢家。因为掌握钱的部门、拿到钱的专家,在不科学的管理机制影响下,最终都难以交国家的账、交人民的账,处境会很尴尬。所以要真正使我国的科研成为驱动国家发展、推动经济进步的重要力量,尽早地把科研管理回归到本来应有的轨道上来是最明智的选择。■

作者: 201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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