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显示 收起
越是关系亲密的东西，往往越容易被忽略。
作为整个地球生命圈层基础的植物，似乎就是如此。
你可知道：大豆是古代祭祀祖先和天地的必需品，盛放豆子的容器是古代礼制中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你可知道：山东泰山中天门的“五大夫松”亲历了人类历史上为树封官规制的创立？北京城潭柘寺的“帝王树”见证了多少朝代的更迭？
挖掘植物背后的文化故事，抢救古树名木所承载的文化记忆——北京自然博物馆副馆长、中科院植物所博士冯广平研究团队，所乐此不疲的植物文化研究，意即在此。
专家点评
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中科院院士洪德元：我国在认识和使用植物方面有着漫长的历史，以植物为载体的文化元素和文化事件浩如烟海，不可胜计，挖掘植物背后的文化故事，也是未来植物科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
中科院院士王文采：植物文化研究，是前瞻的，也是适时的。人类自觉地认识和驯化植物有近万年的历史，积累了大量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成果。这些成果需要科学地研究，认真地保护，使其成为未来发展的财富和动力源。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研究员：植物文化研究兼顾理论探索和应用实践，是植物学应用于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有益探索。
⒈纯粹的植物学，很难展示文化内涵
植物背后的文化故事，普通公众知之不多，也缺乏专门的研究整理
植物文化对大多数国人来说，恐怕还是个新名词。之所以提出植物文化，源于长期困扰冯广平的一个问题：传统植物分类学走到一定高度之后，如何让大众所接受？“学问一旦束之高阁就会被人们遗忘，我们应该把它翻译成现代人能以科学态度认知并喜闻乐见的东西。”
园林专业出身的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宣传部副部长包琰是研究成员之一，她对建立植物文化这一新学科有自己的体悟：“传统的植物分类特别明晰，但各个门类之间是不相关联的。我们在研究植物时发现，应该关注的不仅是‘门、纲、目、科、属、种’，还应重视其背后衍生出来的文化历史内涵、生态观赏趣味和食用、药用价值等。”
而植物衍生出来的文化历史内涵、生态观赏趣味等，并不是自作多情的无稽之谈——
比如，上溯1万年前，生活在中国北方的祖先就把一种狗尾草驯化为小米。此后直至汉朝，小米一直作为主粮，不仅对中国的社会结构起了巨大的支撑作用，还成为重要的文化基准：我们国家度量衡中的基本单位“寸”、音乐的基本单位“黄钟”，就是根据小米来确定的。
比如，植被是中国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园子里种什么树、怎么种、种在哪里，都体现出造园者的内心情感和文化底蕴。同样是柏树，圆柏要栽在紫禁城中，侧柏则栽于太庙内，而这样的规制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令人遗憾的是，对于我国数千年文明发展中形成的植物文化，不仅普通公众知之不多，就是在学术界，也缺乏系统的挖掘、整理。
与其望洋兴叹，不如退而结网。冯广平、包琰等有心人士关于“植物文化研究”的倡议，得到中科院植物所李承森研究员、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赵志军研究员、河北师范大学赵建成教授、河南师范大学卢龙斗教授等专家学者的支持。
“人类文明发展史中，人和植物之间呈现选择与被选择的关系。”冯广平说，植物是整个地球生命圈层的基础，人类是生命圈层的一部分，人类因为自身需要而选择有限的植物种类并与其协同演化，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物质、精神财富。“我们所要探求的，就是要弄清人类为什么要选择特定的植物种类，以及围绕这些植物种类都有哪些物质的、精神的成果。”
基于这一理念，经过深入探讨，研究团队决定从植物命名、食用选择、药用选择、木材选择、阅赏选择、崇拜选择和生态选择等七个方面，开展植物文化研究。
⒉从古树名木开始
野外调查、挖掘整理，为后人保留“会呼吸的历史”
伴随着泱泱华夏数千年文明史，我国目前遗存下来的古树名木尚有100多万株。在冯广平看来，古树名木不啻于历史文化的“绿色名片”，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一种象征，是“会呼吸的历史”。
于是，研究者的目光聚焦于古树名木。他们选择文化遗产资源富集的北京周边、关中平原、河洛谷地、汾河谷地、鲁中山地、太湖周边、成渝平原及古徽州地区等代表性区域，开始实地野外调查。“要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赶快弄清和梳理这些珍贵的活文物所见证和记载的历史文化，为后人保留一份真正可靠的资料。”
调查研究的成果，以“中国树木文化图考系列”丛书的形式陆续面世。目前已出版的包括：《北京皇家园林树木文化图考》、《秦汉上林苑植物图考》和《徽州树木文化图考》。其中，《北京皇家园林树木文化图考》重点介绍了北京皇家园林中的130余种常见树木，对每一种树木的地质时期的起源、植物学特征，以及其被选择作为药物、造园要素、诗词绘画题材等多方面的文化内涵，都作了深入的考证。《秦汉上林苑植物图考》则考证了世界已知最大的植物园——上林苑的植物类型，证明了许多原本野生的植物在秦汉时期就被选为风景园林植物。国际植物园协会主席贺善安研究员这样评价该书：“从浩繁的古籍文献中梳理出上林苑植物名称230个，通过艰苦的训诂和考据，考释出61科94属116种植物，并且以150多幅彩色图片和线条图展示植物的花果形态和细部特征。上林苑的植物面貌不再是语焉不详的描述，而是科学准确的展示。”
研究发现，许多古树成为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位于陕西省中部黄陵县轩辕庙院内的“黄帝手植柏”，树高19米、胸径3.5米，相传为轩辕黄帝亲手所植，树龄一说5000年、一说3700年。七八个人都抱不住的这株巨柏，是目前全国少有的大柏树之一，被称为“柏树之王”、“世界柏树之父”。如今，它已然成为确证“炎黄子孙”民族身份的符号和寄托体。
山东泰山中天门的“五大夫松”，便亲历了人类历史上为树封官规制的创立。据《史记》记载，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登封台上返回途中遇到大雨，遂在此树下避雨。因其护驾有功，秦始皇将此树封为“五大夫”，即秦朝职官中的第九级爵位，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明代张文在《题大夫松》中慨叹：“当时霸业灰飞尽，留得青青直如今。”
“研究之后你会发现，每一棵名木的古枝绿叶间都留存着远古的青色。”包琰言语中满含感情，“很多景点都是因这种活文物而存在。只有你站在那些树面前，听它给你讲故事，你才能感受到背后文化的力量。如果没有树，那种穿越历史的厚重感恐怕要逊色许多。”
⒊古树名木是植物也是文物
打着“保护”旗号的移栽，实际上是对古树判死刑
目前，研究人员还在河洛谷地和岱岳山区进行野外调查，《河洛树木文化图考》和《岱岳树木文化图考》这两本书也有望在今年内完成。
出书只是手段，保护才是目的。让研究者忧心如焚的是，愚昧无知加上利益的驱动，使古树名木的生存状态岌岌可危。早在2008年，冯广平就注意到频繁见诸媒体的盗掘、移栽古树现象。“移栽古树的目的，可能是让没有历史的地方看起来有历史、有文化。但殊不知这样做适得其反——在伪造历史的同时毁掉了真正的历史。”
更让冯广平担心的，是直到今天，古树名木的生存状态并没有多大好转。“黄山古树的保护程度算是很高了，但仍有1/5已濒临威胁。在河南，我们所见的古树基本上都没有得到保护。保护最好的是北京，垒个一平方米的水泥池子，挂个牌子——仅此而已。”说到这里，冯广平忧心忡忡。
他认为，对古树名木的保护之所以缺位，源于它们的特殊性：既是植物又是文物。“但目前它们的‘活文物’属性并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可，结果导致无人监管、自生自灭。”
包琰认为，对古树最好的保护是原地保护。打着“保护”旗号的移栽，实际上是对古树判死刑。古树承载的文化内涵，决定了它必然要扎根在原始的文化历史生境中。时下，许多房地产开发商为了吸引眼球、牟取暴利，不惜把古树移栽到新开发的楼盘中，还美其名曰“香樟花园”、“银杏庄园”……对此，包琰认为：“园林也好、古木也好，人们轰轰烈烈地毁了一个原生的，再去营造一个仿古的——这是典型的对文化缺乏保护的行为。当我们始终以一种欺凌的态度面对自然，它永远不会回馈你敬意。”
“古树离开了原来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它记载和见证历史的标志作用立即消失，而它本身则由一个活的文物退化成一棵普通的树。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类似‘破坏真文物、建造假古董’的悲剧将在古树名木身上重演。”冯广平说。
4.虽艰难而不悔
普及植物文化，推动植物保护
对植物文化的情有独钟，让研究者乐而忘忧。作为植物科学研究和社会人文的新兴交叉学科，植物文化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不仅在学科体系中的位置十分尴尬，经费的筹措、课题的立项等更是处在“待认可的状态”。此外，还面临人才缺乏、技术滞后等诸多现实困难。
研究者开心的是，植物文化越来越得到认可。随着研究的进展，日本京都大学伊东隆夫教授、北京大学贺新强副教授等专家先后加盟，队伍日益壮大。2012年首届“植物·文化·环境国际论坛”，更是吸引了美国、英国、法国等多个国家的学者，大家在交流、讨论中都异常兴奋。
更让他们欣慰的，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浙江绍兴会稽山香榧林申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香榧树是中国特有的木本油料树种，香榧果是世界稀有干果之一。浙江绍兴会稽山上有一片香榧树林，一棵香榧树结出的果子能卖数万元。但这片据说已有千年历史的香榧林在申请世界农业文化遗产过程中，面临一个难题：其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阐述不清。这一难题通过植物文化研究团队的考证，得到确认：文献考据显示，香榧在隋唐时期开始用于园林造景，早在南宋就被列为贡果；树龄测定也表明，会稽山香榧林确实已经存在了1000多年。
而“让记载历史细节的植物文化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可，从而体现出其现实意义，推动植物保护和地方发展”，正是冯广平和他的团队的初衷。他们致力于植物文化事业的研究和推广，就是要为无言的植物书写多彩的历史，为悠久的文明寻找鲜活的坐标。